但是,这个解释虽然对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多年。与戴尔蒙德的解释相类似的是**集权的税收假说(艾德荣.2005)。其基本观点是,在南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工厂化工业的萌芽,但却被高度集权的**税收所扼杀了。南宋时期,江南得到了**的发展。但是,外患频仍的南宋王朝为了战争而大肆向工商业课税,而且,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留成。由此一来,地方官员无心扶持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加强税收力度,工商业因此在重赋之下凋敝。然而,这个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
第三类是制度说。马克思和韦伯早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制度是造成中国停滞的原因。黄仁宇(1997)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比如,明末��官海瑞的断案方针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黄仁宇认为,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和**集权说一样,它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曾经领先世界一千七百年。
第四类是戴尔蒙德所说的“英雄理论”:技术创新是少数“英雄”的活动,而“英雄”的数量以及创新的数量取决于人口的大小和技术创新的难易程度。林毅夫教授持这种观点(Lin,1995)。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够领先世界,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可以靠经验积累来完成,所以,中国较大的人口更容易产生技术创新。但是,现代技术不是建立在经验、而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的,人多并不能保证更多的技术创新。这个解释为中国过去的领先和明清时期的停滞都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工业革命并不是以现代科学为前提的。
第五类是资源约束说。这主要是经济史领域的加州学派的观点,以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和李伯重为代表(如彭慕兰,2003;李伯重,2003)。他们认为,中国和欧洲的比较应该是江南与英格兰的比较,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区域大小相当,又分别是当时中国和欧洲*发达的地方。他们试图证明,直至1800年左右,江南在收入水平、市场发育、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并不比英格兰的差,江南之所以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工业革命的至关重要的资源煤炭在北方,运至江南的成本太高。加州学派的影响非常大,但也遭到许多批评。一方面,江南是否达到了英格兰的发展水平,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即使两地的生活水平和市场发育达到同等的水平,它们之间的技术水平和技术类型也存在巨大差别。事实上,江南的发达反映的是农业技术文明的**,而英格兰的发达却是工业技术文明兴起的成就,两者无法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加州学派对煤炭的解释比较牵强。大运河已经到达北京,而沿途经过产煤地淄博,同时北京离开滦煤矿也不远。事实上,英格兰的煤炭也集中在北部,主要靠海运送至东南部的经济**地带。因此,只要需要足够大,交通不会成为巨大的障碍。
第六类是人口约束说。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陷阱假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学说。伊懋可(Elvin,1973)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一千七百多年里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所赶超,是因为中国受到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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