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诗学具体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首先应着眼中西文化背景的比较,因为“中西诗学比较只有置于中西文化背景比较这一基点上方才可能”①。中国和以古希腊为源头的西方社会在社会形态发展上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几个阶段(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在社会经济特征上却大不相同。西方社会带有明显的商业性,而中国则是农业性的。经济特征的这种差异,是中西社会的根本性差异,由此造成了双方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思想方法、风俗习尚、世界观、历史观、哲学、文学等一系列的文化差异。当我们联系文学观、哲学观来看待这种差异时,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种现象:
**,在哲学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我们看到,西方较多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从古代对自然的恐惧、崇拜中产生了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嗣后,在基督教的宗教狂热中产生出“神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中国则较多地看到人与自然的融合、亲和,“天地自然育成万物”。在与土地、自然的相依相亲的关系中,孕育出“****”的哲学思想。
第二,在文学形式上,由于西方人注重人的外在的实际活动,而中国人重视人的内在情感,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西方传统文学以重实际活动模仿的叙事文学为主体,中国传统文学则以重视反映内在情感的诗歌为主体。
第三,在世界观和文艺理论上,西方人较倾向于宇宙万物之间的差异性、矛盾性,中国人较多地看到它们的整体性、统一性。因而,西方人对事物的认识方法有较强的分析性、思辨性,而中国人看事物则往往带有直观性。反映在文艺理论上,西方文论重视论辩,思辨性、逻辑性强,中国文论重视领悟,直观性、经验性强。这一条差异可以说是从上两条差异中**出来的,也就是说,正因为在西方商业性、契约性的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对立的一面较突出,从而造成西方人看事物习惯于较多地注意不同因素的矛盾和差异的一面。中国人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中,人与土地、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感情关系的一面较突出,也就形成中国人从整体看待事物的习惯。这样的思想方法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一种明晰(西方)与模糊(中国)的差异。② 比较诗学理所当然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对这门学科研究的任何努力都免不了要求研究者能够对众多方面做出高深的阐释。一个学术领域,就像一个家族,对其界定可从整体着眼,也可从具体组成部分入手。比较诗学兼属诗学与比较文学两大家族。像其他跨文化研究一样,是个新生事物,方兴未艾。
勒内·韦勒克时常提醒我们:比较研究者的任务是研究“文学本身”。在此基础上我们的视野本身才能拓宽。不是所有文学方面的理论及方法论问题都与比较研究直接相关,但比较诗学,就其本质而言,必须是比较性的。此外,我们必须以多元化的态度对待文学和诗学,尽管这种态度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并引发一系列问题。我们在研究中所考察的文学越是广泛多样,所建构的比较诗学理论也就越为坚实可信,当然其中涉及的相对主义诸问题也就越为复杂。不同的文学植根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所以要使我们的论述有一个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