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论,在中国传统思想之两大派别间,足可提示一调和的针向。先秦儒以孟、苟为两派。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侧重在行之易。荀卿分人类为大儒、小儒、庶民,重学重教,重礼重法,侧重在知之难。就孟子言,人类是平等的。就苟子言,人类是有等级的。在宋、明,朱、王为两派。朱子近苟卿,阳明似孟子。良知良能侧重行易,格物穷理侧重知难。论此两派思想之本质内含,也并非截然相反。故苟卿亦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阳明则有黄金成色与分量不同之譬。若就近儒言,行易论,很接近颜习斋。知难论,很接近戴东原。其实中山先生并非一学究,并不在掉书袋,但因他发挥了中国思想之固有本质,他能不受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种种分门别类的专家意见之牢笼与束缚,他能直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独放慧眼。我们中国思想史,自可把中国古先往哲来和他比拟。
中国传统思想之更大分野是儒与道。庄、老看重在不知亦能行,“行而后知”的人类文化演进之更早阶段,所以他们常主回返自然,鄙薄文化。孔孟看重在“知而后行”的人类文化演进之较后阶段,所以他们看重文化更甚于自然,但亦并没有鄙薄自然之意。文化即从自然栽根。文化发展,依然脱离不了自然之大范围。中山先生所谓的先知先觉,应该知觉了不知不觉们所要知觉的。这即是章实斋所谓“学于众人斯为圣人”的理论。必如此,此三种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始能相互为用,协力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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