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图绕中国现代意识的培育、建立及其内蕴，深入地论析了中国现代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发展和演变，观察了各种社会与文化因素对这场运动的渗透和影响，开掘并高扬了中国现代文艺复兴运动的精神内核和辉煌传统。沉思既往，检讨得失，指归现实与未来，字里行间凝结着作者深沉的现实关怀与明睿的学理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面临一个变革，近几年来，潮流迭起，令人眼花缭乱。十年动乱后，紧接着是拨乱反正，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后便一个潮流接着一个潮流。先是比较文学呼声很高，使人有“比较文学一发展，中国文学研究也就发展”的感觉。但马上便落潮了。现在比较文学还在进行，但却是默默地进行。比较文学高潮过去后，心理学研究紧接着兴起。吕俊华写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内涵和心理内涵》，从精神学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这是个突破。一开始还有个美学热，但美学热过去后，李泽厚就带头跑到古代思想里去了。接下来又是心理学的兴盛。心理学热过去之后，接着出现“方法年”，新三论、旧三论，各种各样的方法都热起来，似乎文学的研究，马上会来个方法的大革新。刘再复曾预言随之是“观念年”，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研究的大发展。但随之刮起一股批“新方法论”风，所以，也没来得及实现“观念年”。各种各样新的观念在出现，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角度都在出现，这些都对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每个东西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文学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每个新的东西的出现，总是随之出现对立面。新的东西只能在一紧一松的条件下发展。
新的东西出来后，我们怎样辨别它、把握它、运用它，把文学研究搞上去?文学研究者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看清现在，看清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在整个历史、整个社会当中看待我们的文学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的时代有一个明确的、整体的意识，在风云复杂的文学研究的现状当中开拓我们的思路，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立足点。这就要在整个历史的把握中思考自己。要看清白己，先得找到一个参照物。


西方的文艺复兴是自身裂变引起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发生的。马克思说英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向中国出口纺织品全都是赔本的，因为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你打
不进去，你要想把中国变为市场，只能用武力侵略，这种扩展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就因为中国太弱了，所以西方就扩展到你这里来。这样的事实证明，中国光依靠传统不行，因为发展了几千年了，原来是*强大的、*高明的一个文明古国，可发展了两千多年，越发展越弱，到了后来，反而是帝国主义很快地发展起来。在这上面我们要找原因，要看人家成功的经验，要找外国好的东西，这就需要一种开放意识，把外国好的经验主动地拿进来，使我们的民族尽快地发展，所以我说开放意识是中国现代思想意识的**块基石。历史证明，我们的文学哪一个时期发展得*快，那一个时期就是开放时期。哪一个时期发展慢，把新东西封建化、保守化，那一个时期就是一个封闭时期。五四大开放，就大发展。以后开放的定向性强了，只向苏联开放，中国有了变化，但那只是单向的变化。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后中国就自我封闭起来，既反帝，又防修，还要打倒一切反动派，这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孤立、封闭的状态。要开放也只向坦桑尼亚、北朝鲜等比我们落后的**，他们没有好的东��可拿，所以我们要发展起来，只有踏着开放这一块基石向前走。”


话剧的道路也非常艰难，它到五四时期脱离了民族传统而西方化了。但不是因为太西化，话剧才发展不起来，而是因为传统的审美意识在广大群众中影响太大，从而使话剧不能得到成
功的发展。戏剧与诗歌小说不同，它必须要有观众，同时话剧又是综合艺术，不能完全取决于创作者，还取决于导演、演员、布景、灯光设置等，它是综合的，话剧的群众性要求更广阔，而依赖性越大便越难发展。因此，它要考虑如何迎合群众、抓住群众，这样便向传统发展。因此，话剧一开始成功的*少，发展也缓慢。直到1930年代，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市民的审美趣味也起了些变化，话剧艺术有了较大发展，到了曹禺标志着话剧艺术的成熟。成熟之后，好的话剧也就没再出现，只是《雷雨》、《日出》几种，连曹禺本人后来也写不出好剧本了。
话剧作为一个剧种，它比京剧更有前途，它必然要逐渐代替京剧在中国戏剧的霸主地位。因为京剧容纳量太小，节奏太慢。要根本改造它，把现代的东西纳人旧形式之中，那么现代人就会变形。同时若要改变其程式，那也就不成其为京剧了。但这种过程是比较慢的，因为文化层次的提高也较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京剧灭亡，只不过它不再是霸主了。
总之，文学在不断变化，社会思想意识也在不断变化，现在，思想观念中的发展观念会越来越多地发生变化，适应这种观念变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也处在变化当中。


用不同的审美观点观察同一个侧面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男人眼里的世界和女人眼里的世界，老人眼里的世界和青年人眼里的世界，人生通达的人眼里的世界和人生困窘的人眼
里的世界，一个大学生眼里的世界和一个文盲眼里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只有把每个人的认识汇集起来，并且经过筛选，才能达到接近真理的认识。又如，同是一篇《阿Q正传》，有十个人读，就有十种感受。我们把这些感受都写出来，提供认识上的互补，就有可能较为完全。莎士比亚研究之所以每年都有新的进展，也是这个道理。
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观点不同、审美意识不同，对象、客体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颜回讲孔子与我们今天讲孔子就不同，因为时代感受不同。同样，我们今天看鲁迅与过去看鲁迅也不同了。必须要有一个独特的把握，要有个性，不要过于强调所谓的全面。多层次，就是从不同的层次上把握，不必力求一样。比如，我们从理性的层次上去考察鲁迅，就同感性的层次上考察鲁迅不一样。如从理性层次上考察，就会发现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意识更多，如从感性层次上去考察，这种现代意识似乎就相对少了些。
我们研究问题，就应该从别人没有研究的角度或侧面入手，或者从自己认为别人在某一个侧面的某些层次上还没有深入的地方入手。这样，才有可能搞出成果。我从事鲁迅研究，就是选择与别人不同的角度。如陈涌同志认为阿Q的价值是“革命”。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阿Q}强调的是社会的价值。于是我就从思想的角度去研究阿Q，着重探讨阿Q的人的价值。
对同一事物，用不同的方法表现，效果也不尽相同。如感觉派画狗，不是画四条腿，而是画很多条腿，因为这是狗在运动中对人的感觉所造成的一种新的审美角度。调换角度就会出新
意，或在同一侧面从不同的层次上去发掘也会出新意。过去对鲁迅研究重在政治的角度，而对鲁迅思想深层的东西，痛苦的感受等，探讨较少。这是需要加以弥补的。


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变化往往不是对客体自身认识的变化，而是人对人自身价值观念的变化。其主体是关于人的基本价值的观念，即什么样的人有价值，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立场不一样，善恶的价值观念也不一样。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大的转变，而其中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主体、主要的。
封建时代是人类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的时代，整个社会分工非常简单、单纯，除从事政治统治的脑力劳动者之外，整个社会的基础呈现单一化的色彩，都是狭小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全国都一样，而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差不多。在传统社会，局部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不能把家庭调理好，整个社会也无法安定。在此时，道德的统治是整个政治统治的主要内容，用单一的道德观统一大多数家庭的思想，社会就安定了。
世界上三大宗教—欧洲基督教、印度佛教和阿拉伯伊斯兰教—*初萌芽都在奴隶制时期，繁荣都在封建时代，而这三大宗教本质上是道德学说。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鸦片战争以前，是以庞大的伦理道德的体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学说，但都围绕道德，以人的行为原则展开。儒家是关于人的，老庄也是关于人的，虽然一个人世、一个出世，但都论述人的行为准则。墨家的“非攻兼爱”也是一种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观就是道德观，都是通过伦理道德来调整社会的。所以，庞大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主体和核心。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一系列价值观、文化传统的基础是农业，是在封建专制等级制度之上建立起来的，上与下是一致的。过去讲孔子思想是统治**思想，但统治**统治的对象是农
民，所以也要适合广大农民的需要。思想统治与军事统治不同，它与统治的对象之间要达到协调，道德统治要能被接受，否则就没有作用了。道德统治往往是上可以不遵行，下不可以不遵行，下面的道德统治搞好了，上面才能统治好，所以，如果上与下取得一致，整个社会在无形的影响中形成一整套人的价值观念系统，是互补的。
中国现代思想意识从本质上说就是与这样一套伦理道德观念不同的，与之对立的新的道德价值观念，在整体上不相同，从而形成两个概念。现代的思想体系是新的价值观念，是关于人
的价值观念，即如何看待人，如何把握人的价值，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无价值。认识中国传统道德就是认识自己，这*为困难。因为我们实践着习以为常的东西，要认清它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两种观念的对话比较困难，但不论怎样，传统道德观念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发展着、变化着，更突出地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就直接地决定我们对文学作品如何感受、如何评论的问题，尽管可能和我们的道德伦理观不同，但也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认识它。
……
前言

这是我过去在一些大学讲课的一个记录稿。原来的题目叫作“现代意识与文学研究”，现在把**讲的题目当作总题目，一是为了好听一点，二是淡化原来的实践性的目的而强化它的历史的意识。在当时，人们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如何推进文学研究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搞文学研究了，现代意识也早成了老生常谈。我那时的那点想法，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而我与诸同行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我不把这些现在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看得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似乎当人们说了出来就已经做到了，现在是超越它们的时候，而不是追求它们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改了一下题目，也就是改了一个角度，这样可以重温一下1980年代我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意义和价值。
这个题目*早是在1985年《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的文学评论研讨班上讲的，那时只讲了一个上午。见当时的听众还愿意听，我就在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了一门选修课。此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助教进修班、鲁迅文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都反复地讲过，在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烟台大学、烟台师范学院、聊城师范学院、泰安师范专科学校都讲演过这个内容，但都是随机性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讲稿，至多临时写个提纲(我上课不用讲稿，只是随想随讲)。因此始终只是一些零碎的想法，算不得真正的学术研究，都是讲完就算完了，没有整理发表的企图。当时的计划是再系统地读些有关西方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书，把其中的论述搞得系统些、确实些，再写成一本书。但到了1990年代，我突然感到了这个题目的空虚，虽然对我当时讲的也没有多么乐观过，但相对于1990年代的我，它还是口气大得让我感到羞惭。什么现代意识，什么中国的文艺复兴，都是1980年代像我这样一些要作学位论文、要写文章的中青年知识分子造作出来的一些文化幻象。口头说说是容易的，但到了真实的历史中，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那时是一个40多岁才混了一个博士学位、才有了一个发表文章的机会的范进式的中国知识分子，谈什么历史，讲什么社会，说什么世界，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对自己的莫大的讽刺吗?羞惭之余，我就再也没有勇气讲这个题目了，甚至有点愿意忘却它的意思。更不想再写成一本书，拿到出版社去出版。只有在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进修班上讲课的时候，主持这个进修班的姚春树、汪文顶等先生是非常认真的，让学员在课下把讲课录音整理了出来，并且给了我一份，我也就把它压在了书橱底下。时间一长，也就忘了这一件事。去年年底，突然收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郑纳新先生的来信，向我征求讲演稿，我才重新想起了它。翻出来一看，虽然仍然难忘它给我带来的羞惭和辛酸，但也勾起了我一点怀旧的温情。时间已过去十四五年，自己的“道德”、“学问”都没有什么长进，相对于现在的我，那时的我到底还有一丝活气。即使大言不惭吧，到底还有大言不惭的勇气；即使幼稚可笑吧，到底还有幼稚可笑的真率。当时也已经不那么年轻，但到底刚刚博士生毕业，还没有什么学者教授的头衔，还有一点残余的青春的气息。现在是早已经背上一块“教授”的石碑，直觉得压得自己抬不起头来，再也没有那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活气了。既然郑纳新先生说这类的稿子也可以用，也就有了把它拿
出去的想法。对于我，那也算消失了的残余的青春的纪念吧!
感谢姚春树、汪文顶先生，感谢为我留下了这个讲演稿的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助教进修班的学员们，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郑纳新先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现在这本小书的出版。
2003年1月13日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讲
我们正处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长河中
第二讲
开放意识是中国现代意识的**块基石
第三讲
发展观念是中国现代意识的经络
第四讲
科学意识是中国现代意识发展的杠杆
第五讲
个性意识是中国现代意识的骨骼
第六讲
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主体内容
第七讲
新的哲学意识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