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永留存
红色熔炉的锤炼
投身革命:我与女友悄悄离上海
1932年,我的父亲去世后,全家只能靠少量积蓄和姐姐教书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母亲得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办的格致公学可以为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介绍职业时,便要求我前去投考。当时的招生考试要考学生的中文和英文口语。当我读完一篇英文文章时,考官很赞赏,连声说:“Wonderful!”我不仅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有幸成为该校的**个奖学金获得者。
我本来只是一个努力读书的学生。抗战开始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义愤。我认识到: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进步书刊、救亡活动和朋友的影响下,我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的剧团,积极投入话剧、歌咏、募捐等救亡活动中。“西安事变”发生后,上海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的爱国行动。我积极策划组织了宣传活动,自己出钱买白布,亲手制作横幅标语。
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我的心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我从《抗战》三日刊上读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招生的启事,便决心与女友黄承珍(又名黄景荷,后成为我的妻子)等8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悄悄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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