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转型的社会和转型的文化
**节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晚清社会是晚清文化赖以存在的广阔基础和土壤,晚清文化发生的种种变化无不反映着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都可以从晚清社会的变化中找到它的根源。与鸦片战争之前相比,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丧失了主权独立,逐步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由于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新的**关系,使传统封建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晚清社会发生的上述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一、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各国列强接踵而至,鲸吞蚕食,迫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在晚清70余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一系列侵略手段,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从中国索取了大片领土和利益。中国不仅发生了民族危机,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手段中,推行炮舰政策,发动侵华战争,始终居于首要地位,是它们危害中国*重要的侵略手段。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英国进犯西藏、日俄战争等,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晚清期间发动的规模较大的侵华战争。每次战争,各国侵略者往往出动数万、数十万近代化军队,穷兵黩武,大开杀戒,毁坏了中国大量的城市和乡村,给亿万生灵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各种不平等条约不仅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枷锁,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危机不断深化的标志。据王铁崖先生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一书统计,晚清时期,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协定、章程、合同共有533项,绝大多数都是不平等的。强迫中国订约的**既有英、法、俄、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强国,也有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实力稍次的西方**。它们或者用野蛮的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就范;或者制造借口,进行敲诈勒索;或者乘人之危,取渔人之利。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把,对中国的侵略加以“合法化”,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大肆掠夺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也是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时期民族危机深化的重要标志。从英国逼签《南京条约》割占香港起,先后有英国、俄国、日本等国,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掠去中国大片领土,到1914年俄国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为止,被各国列强侵占的中国领土约为17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原有领土的16%。除了强占中国领土,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领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沿海重要港湾大都变为它们的租界地,中国已处于被鲸吞蚕食的危境。“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谭嗣同发出的这种感慨,是对中国民族深刻危机的真实写照。
帝国主义列强还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赔款,如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赔款银1670万两;中英《烟台条约》赔款银20万两;中日《马关条约》赔款银2亿两;与英、俄、日等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银4.5亿两,本息折合高达9.8亿两。以上7项赔款合计白银12.5349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年收入(以1901年计)的10倍以上。
帝国主义列强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大量借款合同,向中国输出资本,操纵中国的内政。这种奴役性的借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急剧增加。仅在1898一1911年的十余年间,清政府举借外债多达110项,所借债额累计超过白银12亿两。②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对中国民族利益的损害极为严重。
帝国主义列强还竭力从政治上干涉中国的内政,实现对中国的政治控制。1843年英国从《五口通商章程》取得领事裁判权,中国独立的诉讼司法制度从此遭到破坏。此后有19个**先后取得这种特权,在中国设置“领事法庭”,实行独立于中国司法体制之外的治外法权。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政治特权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各项内政决策的制定执行,而且连中国政府设何种机构,拥有多大权限,任用何人都要干涉。实际上,晚清时期的中国内政已经处于各国列强的控制之下。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情况外,帝国主义列强还对中国实行文化上的侵略。它们派传教士来华,输入西方文化,设立各种文化机构,妄图用基督教来征服中国,把它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强加到中国人的头上,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
中国的民族危机,在外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其内因则是由于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使然。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压榨广大人民。而其统治集团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更是日趋腐败,走上与外国侵略者妥协的道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丧失了*后一点抵抗意志,完全听从列强的摆布,成为“洋人的朝廷”。这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秩序已经基本形成。可见,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导致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化的根本原因。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汇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流。晚清70余年间,抵抗、革命、社会改革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对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使命。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因此,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引起文化领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
其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闭关大门的被打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涌人中国,迅速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一方面是由于外来入侵者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他们在中国办的各种文化传播机构,宣扬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理论,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精神征服;另一方面是由于处于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之中的先进中国人,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反思,大胆探索,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积极主动地学习、吸收西方文化。耶稣上帝、声光化电、民主自由、报刊学堂,凡此种种,都是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它们一股脑儿地涌人中国,并逐步在中国植根,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
其二,动摇了传统儒学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传统儒学具有独尊的社会地位。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鉴于民族危机的深化和愤于清王朝的腐化衰败,在思想文化上寻找新的出路,对儒学采取了怀疑、批评的态度。他们主张用民主取代专制,用平等取代纲常名教,对儒学进行了****的猛烈冲击,动摇了儒学在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1905年,清政府迫于新潮流的冲击,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对儒学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居于主导地位,其统治地位的动摇不能不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质的变化。
二、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旧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近代性质的新政治、新经济及新的**关系逐步形成。这些变化为晚清文化领域的新陈代谢提供了重要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其倾销商品的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产地,把大量剩余商品运往中国,使中国许多传统手工业因洋货的流行而萧条、破产。各资本主义**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农产品,结果扩大了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商品经济作物的比重,减少了农业中的自给成分。从中国掠夺的产品经过买办、外商之手,*终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工业国的重要原料。而国际市场的需求又反转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国内农产品的生产,使这些生产部门不得不产生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中国传统农业再也难以保持从前的独立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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