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变古的时代与文化上的变古
**节 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勃起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达到它的兴盛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欧阳修深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将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丕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爽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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