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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辽同志在盛大会议上大放光彩
1
从前,我写的作品在报纸上发表,我的署名总是被读者所跟踪。可是,现在我写不成了。我感觉写不了啦,有的时候,一种痛苦的忧愁,竟然攫住了我整个的心灵。为什么,难道我不在写吗?我还是从前的那个我,脑袋还是从前那个脑袋,手还是从前那双手。我对我自己感到奇怪。我忘记写作了!莫非这是年龄的过错?为什么年龄有错?我没有老,还没满四十岁。四十岁的人是精力旺盛的人。我的精力到哪儿去了?是谁给吞噬了,嗯?
我待在自家的厨房里,坐在桌子旁边喝着稍微加了糖的咖啡,想着心事。我的面前放着一摞白纸,需要我在上面去涂写。在部里,人家要求��后天交出一份报告,现在需要我从头写起。报告将由谁来作,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儿:报告需要我来写,它将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宣读。
我喝着咖啡,开始写起来。我的笔在纸上耕耘,写字的手伴随着座钟滴滴答答的旋律活动着。人家喜欢报告写得长长的,写上二十页才好。我妻子坐在长条沙发上,使长针打一件毛衣,时不时地用斜视的目光望望我,感叹地喘着粗气。我很心疼她。“写这样一些报告你不累吗?”她在想。这一念头她不说出来,可是,我心里明白。
“你读过亚当•阿达希的文章吗?他写得很漂亮。”她头不扬眼不抬地说道。
亚当•阿达希是我的熟人,我文笔并不比他差。不过,他继续写作,发表作品,而我却搁笔,不写文学作品了。我在写别人要作的报告。
“我读过了。”我对妻子说。
她在叹息。她的唉声叹气我是理解的。这唉声叹气是在说:你也能写得很漂亮啊。
我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双手插进兜里,满厨房走来走去。我在思考亚当•阿达希,思考他的文章、短篇小说和近来开始连续不断地问世的剧本。这些戏剧作品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评论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在熟悉戏剧艺术的人士当中,还掀起了议论的热潮。
“还有好多没写吗?”妻子问我。
“有。”我对她说。我的心思都跑到后天去了,那**我需要交出报告。“嘿,后天我就一身轻了!卸掉一个担子!我再也不去下保证撰写别的报告了!让作报告的人自己去写吧!我要重新开始写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和短篇小说。我不爱干那种差事,我累了!报告吸干了我的精力!我变成了机器!至此结束!亚当•阿达希,你瞧着吧!”
“你累了?”妻子对我说。
我用手擦了擦额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汗了。
“我累了。”我说。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这铃声刺着我的心,我想不去拿讲话筒,可是却机械地走到电话机前。
“哪一位?……啊,是赛尔曼同志……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可是,赛尔曼同志,我很忙。有一个报告,我需要后天把它写完……啊,要十天完成?是什么内容?……《文化之家与生产》,要写几页?……十五页?这个报告你要在研讨会上去作?……那好吧,我一定去写。晚安!……”
我放下话筒,叹了一口气。嗐,我暗暗地在心里说,这个赛尔曼,为了一份只有几页的文字材料,还要请求别人来写!这叫什么人,什么人!
妻子内心凄怆地凝视着我。
“报告?”她问道。
“演讲稿。”我说。
“是教育和文化司司长要求写的?”
“是的,赛尔曼同志。”
“我说戴木克,你为什么对他下保证?你对所有的人都下保证,你要生病的……”她一边织着毛衣,一边说道。
霎时间我对自己责骂道:“我为什么要对他下保证?我不是部里N司报告专业毕业的,又有一份担子压在我的身上,亚当•阿达希不担承这种事儿,他在写作文艺作品。我一点儿也不比亚当•阿达希的才能差,可是,我枯萎了,全完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再一次攫住了我,我为自己感到很难堪……
2
我写完了报告,并将它交给了我们部的N司,是这个司要我完成的这个任务。N司负责文化艺术处的工作。在办公室里,除了领导这个处的塞姆塞丁之外,还有领导图书处的居辽同志。塞姆塞丁收下报告,将它送给了Q同志。这位Q同志是负责这两个处的监视员。这两位处长到Q同志那里去了,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我。我待在办公室里,听他们讲有关报告的事儿。这个报告将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去作,许多杰出的名人雅士将出席这次会议。
Q同志把我们扔在办公室,一会儿,自己带着报告出去了。
“我来作这个报告。”塞姆塞丁同志说。
另一位薄薄的嘴唇上略带讽刺意味,在一旁听着。
“这个报告我也能作。”第二个人,即居辽同志说道。
“两个人都相信报告写得好。”我心里想,“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那就不会争着去作这个报告,无论是**个人,还是另外那个人,都不会作。”
“为什么你要来作?”塞姆塞丁急匆匆地问道,“命题是我给戴木克的。为了这些命题我一连苦干了十天,这事儿Q同志也知道。”
我脸上布满了愁云。塞姆塞丁同志没给过我任何一个命题,他只是同我一起交谈过报告的内容。不过,即使这次交谈也是非常概括,非常笼统的,其中没有谈到任何一个命题或命题的形式。
“报告要由我来作,这事儿我同Q同志交谈过。Q同志表示同意。”居辽同志简短而果断地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从办公室桌旁边站了起来。
“我感到奇怪。我说居辽,你听着:我写报告,作报告的人却是你!你要在会议上大放光彩,这对你不合适!”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报告不只是你一个人写的,而是我们大家都帮了忙。我帮了忙,这一位也帮了……”居辽同志伸手指着我说道。
“真是怪事儿!我是帮忙的?不是我用这双手从头写起的?”我在想。
“报告是我的!”塞姆塞丁同志大声喊道,“你来要什么?你掌管的是另外一个处,尽管咱们是在一个部里,同属一个社会活动领域!”塞姆塞丁同志气冲冲地说。
居辽同志微微一笑,说:
“文化和图书是不可分割的。戴木克在你处里工作,但与我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居辽同志对我点头示意。
这时候,Q同志进来了,手里拿着报告。
“你们有什么好争吵的?”他说道。
塞姆塞丁同志望着居辽,但未说话,Q同志把报告递给了居辽同志。
“拿去看看吧!再补充点儿什么,以便显得有理有据,并且准备去讲!会议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明白重要的意义意味着什么!”Q同志将手指抬得高高的。
居辽同志接过报告,在椅子上坐下来,向塞姆塞丁同志投去一瞥胜利的目光。
“Q同志……”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讲!”Q同志说道。
“报告好像应该由我来作!”他说。
Q同志望了望他,微微一笑。
“报告将由居辽来作,他的声音比你的好,念起来更精彩,更稳健。你讲话感情太外露。”Q同志说道。
“我跟……太累。”塞姆塞丁同志说道。
“对于工作么,我们向你表示感谢,你也好,戴木克也好,你们都帮了忙,以至于报告写得好而精。我对人们讲的那些,你们全都写进去了……说到底,为了一个报告,几个同志一起干,可是,作报告只需一个人。”Q同志说道。
然后,Q同志拉起我的胳膊,我们走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他停下脚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
“部里嘱告我参加讨论,需要准备一份简短的讨论发言稿,大概有那么八九页就行了。可是我的工作太多,瞧,现在我就要去参加一个会议。我诚心请你帮帮忙,坐上一个下午,给我写出来!内容嘛,是关于培养导演干部的问题。用一句话说吧,为了培养未来的戏剧导演,我们要干些什么。我喜欢一份清晰并具有很好的理论水平的发言稿。不允许我们讲些文化层次不高的话。会议是严肃的。戴木克,想一想,好好想一想!”Q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您什么时候要?”我问道。
“明天。”
“那好吧。”
他走进他的办公室,我留在走廊里。我感到自己很累。今天晚上,我又得到厨房里去写,妻子又要一边打毛线织毛衣,一边伤心地望着我,她将向我念叨亚当•阿达希的漂亮的文章。
我独自一人思考着,觉察到了脚步声和一声干咳,回头一看,看见了塞姆塞丁同志那个处里一位叫阿拉尼特的干部。我同他没有什么交情,人们说他是尖酸刻薄、蔑视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