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
**章
我精心策划了自己的死亡。这与我的人生不同——我的一生被各种事情缠绕,迂回曲折,我曾经乞望掌握它,却无济于事。我的一生,就像巴洛克式镜子镜框上的漩涡和彩饰,遵循着*简单的路线,不断蔓延,松弛而且软弱。恰恰相反,我希望我的死亡是优雅、简单、朴素的,甚至可以有点儿庄重,像贵格会教会或我十五岁那年读到的时装杂志大肆渲染的朴素黑裙子(上面只有一串珍珠)。这一次,没有人吹喇叭,没有扩音器,没有闪闪的衣饰,不会悬而未决。我要不留痕迹地消失,留下一副躯体的幻影,人人都会误以为这个影子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起初,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
抵达特里莫多的第二天,我坐在室外的阳台上。我本来想来个日光浴,甚至幻想自己成为地中海的一道亮景——披着一头金棕色头发,嬉笑着昂首阔步投向那浅绿色的海洋,将我的过去抛下,*终无所牵挂。但我突然想起自己没有防晒霜(*高防护级别那种:没有它我会晒焦或起雀斑),于是只能用吝啬的房东提供的那几条浴巾盖住肩膀和大腿。我没带游泳衣,但穿着文胸和内裤也行,我想,反正路人也看不见这个阳台。
我对阳台情有独钟。我觉得,如果能够久久地站在属于我的阳台上该多好,身穿白色的拖尾长服,*好天上挂着一轮上弦月,那么一定会有事情发生:音乐响起,一个影子会出现在阳台下,一团柔软而昏暗的影子,它向我爬来。而我就倚着阳台那锻铁围栏边颤抖,充满恐惧、希望,不忘优雅。但这个阳台却浪漫不足,它那几何形的围栏,就像50年代中等收入人士的公寓楼上的围栏,铺着水泥的地板已经开始腐蚀。小伙子可不会站在这种阳台下面,弹起琵琶渴望得到爱情,或叼着一朵玫瑰、袖子里藏着短剑爬上来。而且,阳台距离地面才五尺高。可能来拜访我的任何神秘人,更有可能沿着从高处的大街一直延伸到我的房子的一条崎岖小径走来,踏了一脚的煤渣。玫瑰或小刀,只存在他的想象中。
我觉得那至少是阿瑟的风格,他只会嘎吱嘎吱地走来,而不会爬上来。如果我们能重回到以前的样子,回到他没有变之前,那该多好……我幻想着他来找我,开着一辆租来的菲亚特汽车绕着山路而上行,那辆车肯定有些毛病。他会迟些才告诉我这辆车有哪些毛病,在这之前我们会埋入彼此的怀抱中。他会把车停放在距离墙尽量近的地方。下车前,他会从倒后镜中看看自己的脸,调整一下自己的神情:他从来不愿意出洋相,而且他总是不确定自己是否要出洋相。然后他会从车里钻出来,锁好门,防止他那并没有装多少钱的皮箱被盗,将钥匙放进内衣夹克口袋里,环顾左右。然后,他会古怪地低着头急行,好像要躲避别人扔来的石头或一扇低矮的门,鬼鬼祟祟地经过那道生锈���门,小心翼翼地沿着小路走来。他经常会在国际口岸被人截住,就是因为他看起来偷偷摸摸,没错,十足一个间谍。
我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消瘦的阿瑟下坡朝我走来,穿着他那蹩脚的鞋子和破旧的棉内衣,一脸木讷、不确定,权当自己是救世主,而且还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在这里。我哭了。我闭上双眼:就在我的前方,在一片广袤无垠的湛蓝(我发现这是大西洋)的对岸,正是我抛弃在人世的每一个人。当然他们都站在沙滩上,我看过不少费里尼的电影。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头发,他们微笑着朝我挥手叫喊,我自然听不到他们说些什么。阿瑟离我*近,他身后是身披长斗篷、不可一世的**豪猪(他还有另一个名字查克•布鲁尔);还有山姆、马琳和其他人。勒达•斯普罗特焦躁不安,我还可以看见费雷泽·布坎南的胳膊肘(上面打着皮革补丁),从他藏身的一片海边灌木丛里露了出来。更远的地方是我的母亲,穿着深蓝色衣服,戴着一顶白帽子,她身旁是父亲模糊的身影,和我的卢姑妈。他们当中只有卢姑妈没有看着我,她正沿着沙滩走着,做着深呼吸,欣赏海浪,偶尔停下来倒掉鞋里的沙子。*后,她把鞋子脱了,穿着那身狐皮衣,戴着羽毛帽,脚上只穿着长袜,继续走向远处一个卖热狗和橘子水的货摊——那货摊仿佛地平线上的海市蜃楼在召唤着她。
但除了卢姑妈以外的其他人,我都弄错了。他们是微笑着互相挥手,而不是向我挥手。难道唯心论者并不可信,逝者对活着的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虽然他们其中一些人还活着,而我才是被大家认为死了的人。他们本应该在哀悼我,但看起来却如此兴高采烈,这不公平。我试图弄一些不祥的东西到沙滩上——一块庞大的石头像,一匹失足的马——但毫无用处。事实上,这并不太像费里尼电影,反而更像我八岁时看的迪斯尼影片,讲的是一头鲸希望在大都会歌剧院献唱的故事。他游向一条船,唱起独唱曲,但水手们用鱼叉戳了他。他每发出一个声音,身体就化成不同颜色的灵魂,朝着太阳漂浮而去,他仍在歌唱。我猜这部电影叫《想在大都会歌剧院唱歌的鲸》。当时我哭得声嘶力竭。
这样的回忆的确让我一发不可收拾,我从来学不会优雅地、安静地哭,让珍珠似的泪水从明眸中沿着脸颊滚下,就像《真爱》漫画书封面画的一样,脸上不留污点与泪痕。我希望自己能这样,那我就可以在人前哭泣了,而不用躲到浴室、黑暗的电影院、灌木林中或空卧室里,埋在床上的宴会服里哭。只有静静地哭泣,人们才会怜悯你。可我呼哧呼哧地哭着,双眼变成熟西红柿的颜色和形状,抽着鼻子,握紧拳头,呻吟着,让人难为情。*后我成了一个小丑。悲痛总是真实的,但它却表现成一场滑稽表演,就像白玫瑰加油站已经开败的彩虹玫瑰,一去不返……高雅的哭泣和戴假睫毛一样,是我永远学不会的一门艺术。早知如此我应该请一位家庭女教师,应该念完书,应该在背上绑上一块木板,学会水彩画和自我控制。
人无法改变过去,卢姑妈曾经这么说。啊,但我多想改变过去,这是我真正希望做的一件事。缅怀过去让我震颤:天那么蓝,阳光照耀,左面一洼玻璃碎片闪着波光;一只长着闪烁蓝眼睛的绿色小蜥蜴趴在栏杆上,温暖着它那冰冷的血液;山谷里传来一声叮当脆响,一声抚慰的牛哞,异乡人平静的声音。我**了,我可以重新开始。但我却坐在阳台里,坐在一扇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破碎掉的厨房窗边,坐在一把铝管和黄色塑料带做成的椅子里,哽咽着。
这把椅子是房东维多尼先生的,他对不同颜色墨水的毡头墨水笔——红色、粉色、紫色、橙色——情有独钟,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鸣。他总是用自己的笔向镇上其他人炫耀自己有文化,我则用它来写清单和情书,有时两者兼顾,“我去买些咖啡了,×××”。想起这样的购物经历已不再复返,我更加悲伤……柚子切开两半两人分享,加上一颗如肚脐眼一般的红黑色樱桃,阿瑟总习惯让它滚到盘子边上。统统已成往事。我讨厌吃的麦片粥阿瑟却赞不绝口,粥煮糊了,结成一块块,因为我没有听他的建议,用了双层蒸锅来煮,这也成往事。多年来我笨手笨脚做的早饭,逝如云烟,永不复返。这么多年来被我糟蹋的早餐啊,我为什么这么笨呢?
我意识到自己来了全世界*不该来的地方。我本来应该到一个新鲜、纯净的地方去,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但我却回到同一座小镇,甚至同一间屋子,这间我们去年一起度过夏天的房子里。一切都没变:我不得不在同一个双炉曰的炉子上做饭,用同一个煤气罐,它总是在饭煮了一半的时候熄灭;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它的光漆面上还留着我以前粗心放上热茶杯而烫下的白色圆环;在同一张床上入睡,床垫因年月久远和许多租客的苦闷而起了皱褶。阿瑟的幻影缠绕着我,我已经听见从浴室传来微弱的漱口声,听到他在阳台上拉椅子发出的玻璃嘎吱的声响,他正等着我从厨房窗口递给他一杯咖啡。只要我睁开眼,转过头,他一定会在那儿,拿着报纸,距离自己的脸六英寸,膝盖上放着袖珍字典,左手食指伸进(也许吧)耳朵里,他总是否认自己这个下意识的动作。
都是我的愚蠢,我的错。我本该乘上灰狗大巴,到突尼斯或加纳利群岛,甚至迈阿密海滩去的,再入住酒店。但我却没有这般毅力。到一个没有线索、没有标志地、完全没有过往的地方,那简直与死亡无异。
这时,我正把脸埋进房东的一条浴巾里,抽搐着流泪,还用另一条浴巾盖住自己的脑袋。这是老习惯了,我以前总是在枕头下哭泣,不让别人发现。但透过浴巾我听到一阵奇怪的嘀嗒响,可能已经响了好一会。我听着,声响停了,我拿起了浴巾。在我的脚踝一般高、距离只有三英尺的地方,升起一个老人的脑袋,他头戴一顶复杂的草帽。他那略显苍白的双眼盯着我,露出的神色或是惊慌,或是不以为然。他的嘴半张着,牙龈的地方成了凹陷。他一定听见我哭了。也许他以为,坐在阳台上身穿内衣裤、用毛巾遮着身体的这个女子受到了袭击。他或许以为我喝醉了。
我沮丧地笑了笑,让他放心,然后抓起周围的浴巾,试着从铝椅子里站起身,这才记起如果一挣扎,这椅子就会折叠起来,太晚了。我丢掉了几条浴巾,*后才成功地退回到门里去。
我认出了那个老人,就是每星期有一两天下午来照料房子下面那片干枯草坪上的朝鲜蓟的老人。他会用一把生锈的剪子除掉长高的杂草,剪掉朝鲜蓟长成的坚韧的穗。和镇上其他人不同,他从来不和我讲话,也不会问候一句,他让我毛骨悚然。我在门后从落地窗外看不见的地方穿上衣服,走进浴室用一条潮湿的毛巾擦了脸,用房东先生的卫生纸擤擤鼻涕,然后到厨房里沏茶。
到这儿以后,我头一次感到恐惧,这远不止是重返故地的压抑感,而是危险。我明明没有消失,却自以为如此,这并不是件好事,而且问题在于:如果我认出了那位老人,可能他也认出我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