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在这一界说之下,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生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章:“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女性创作
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十七年”女性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性别意识淡漠与消解的特点。但是艺术寻求突破的规律,使得女作家的女性视角在整体的疏离中有着潜在的认同。《百合花》、《红豆》、《青春之歌》,均以鲜明的性别视角、创作个性和独具的女性魅力,证明了“十七年”当代文学叙事话语中性别意识在夹缝中的存在。而在“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中,女性仍在“潜在写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节 性别视角于整体疏离中的潜在认同
“十七年”女性创作是指1949年至l966年期间的女性创作。
当代中国文学始终与时代潮流同步而行,与社会政治运动息息相关,由此决定了��十七年”女性创作鲜明的政治色彩。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赋予女性新的历史地位,新中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性的参政权、工作权、教育权、婚姻权,明确了女性在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女性走出家门,开始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尚未从根本上触及性别文化中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几千年封建主义的沉积还很浓厚;另一方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一主流话语的价值标尺,在反对性别歧视的同时,也忽略和抹杀了性别差异,它的现实后果是使女性失落了自己的性别认同,向男性全面看齐。
泯灭性别差异的所谓“男女平等”,被当时的革命美学导引,其后果便是女性不仅在现实中被压抑了性别特质,在文学艺术中也被压抑从而消解了自己的性别特性。女作家在创作中大多隐去自己的女性视角和个性,有意识地回避表现女性的真实情感,由此造成女作家与男作家在创作上的“男女都一样”。一时间,模糊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成为女性审美的范本。如果把五四女性创作作为一个参照系,“十七年”女性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性别意识的淡化与僵化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是30年代革命女性文学的延续。不同的是,主题由20世纪30年代盼着黎明、鞭挞着黑暗,转变为对革命的讴歌。
昂扬奋发、激情满怀地吟唱赞歌,是“十七年”女性创作的基本风貌。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有两大主题:**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生活的深情回忆;第二是热情讴歌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形象。
草明继50年代初期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火车头》之后,又完成了反映钢铁工人的长篇《乘风破浪》;曾以《倦旅》和《工作着是美丽的》而闻名的陈学昭,写出了反映农村土改与合作化的《土地》和《春荣》;以文笔优美著称的女散文家函子,或讴歌朝鲜前线的英雄,或赞美安徽农村的新貌?写出了《万妞》等;刘真则从家乡胶东半岛走来,沿着《长长的流水》弹奏出《英雄的乐章》。此外,一些作品在表现革命战争主旋律的同时,还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女性心理、情感及命运的关切。其中,表达女性自身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的题材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茹志鹃的《百合花》、宗璞的《红豆》、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心愿》,韦君宜的《阿姨的心事》、《女人》,草明的《姑娘的心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则着眼于讴歌时代,讴歌新人、新风尚,尤其注重描写女性走向社会,投身建设,获得社会价值的欣喜与自豪。同时她们也创造了一些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十七年”中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观念。
真正的艺术总是不甘于循规蹈矩,而要寻求突破。尽管“十七年”中有“左”的文艺政策的种种束缚限制,尽管性别差异、女性特质在当时是一个不屑一提的话题,但是,女性视角在整体的疏离中还是有着潜在的表现与认同。与同一时期男性作家的作品如《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相比,宗璞、茹志鹃、杨沫等女作家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在艺术上,在表现的视角上还是有着较大差异。无论女作家们如何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汇人时代的宏大叙事和主流话语,从感情的层面、女性的视角对生活予以切入和表现,仍是女作家们一贯倾心和擅长的。无论是江玫、林道静的爱情(《红豆》、《青春之歌》),还是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动人的情谊(《百合花》),皆因显露了较为鲜明的性别视角和创作个性,表达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而超越了时空,从而产生了特定的基于女性自身的品质而**的委婉细腻的别样美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曾被指为表现小资产**意识并遭受批评与批判。但这恰恰证明了“十七年”当代文学叙事话语当中性别意识在夹缝中的存在。这些独具艺术个性和探索勇气的作品,正是“十七年”女性创作的珍品。
及至十年浩劫,随着“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全面失落,女性创作中的性别视角被意识形态**压抑、遮蔽,但依然有一些女作家于“万马齐暗”中“潜在写作”,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节 散发着人性芬芳的“百合花”
茹志鹃是“十七年”女性创作中十分重要的对妇女解放予以深情关注和探索的女作家。在反映革命历史的作品中,茹志鹃的《百合花》①是“十七年”女性创作中*具性别意识、艺术个性的**作品。
《百合花》体现了刻画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美学追求。作品选取的不是当时流行的正面描写革命战争的题材,塑造的也不是当时流行的英雄人物,而是战争年代的普通人。女作家独辟蹊径,通过解放战争期间某前沿包扎所一位小通讯员向当地老百姓借被子的故事,描写了年轻战士与刚结婚才三天的新媳妇之间的情感碰撞与交流。作品取材于战争生活而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有意回避对小通讯员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而只是写英雄平常平凡的一面,枪林弹雨只是为了烘托三个人物之间诗意化的情感交流。
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虽然作品主要刻画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圣洁的感情,但两者之间穿针引线的是作为叙述人的“我”。品中的“我”是一个有着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小说一开始就写,因为“我”是女性,被团长安排在前沿包扎所,从而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一路上“我”的撒娇,如走不动路啦,与小通讯员认老乡啦,甚至俏皮地问小通讯员娶媳妇没,等等,表现出女兵思想的开放以及新女性的泼辣性格,反衬小通讯员的腼腆纯朴。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内心世界完全是通过叙事者“我”的所见、“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来表现的。作品通过小通讯员借不到被子引出了新媳妇。俊俏的新媳妇一出场就“笑个不停”,这正好与结尾时的庄严肃穆形成强烈对比。作者还是通过“我”——一位女性的眼睛,反复渲染小通讯员肩头那个被挂破的口子,因为只有女性才会对衣服上的破口子那么敏感,这个破口子永远地留在了新媳妇的心上。通过破口子,一步步将新媳妇的感情闸门打开,细腻地表现了新媳妇内心的感情波澜。作品*后,当新媳妇为她心目中的英雄——小通讯员盖上了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时,那象征纯洁的花,散发着人性芬芳的花,盖在了小通讯员身上,也开在新媳妇和“我”的心上,开在无数饥渴的心田上,引发了读者对人与人之间纯洁朴素美好情感的无限眷恋与渴望。
与“十七年”诸多作品将人消融于事件的描写不同,《百合花》将人置于主体的位置,突出了作为感性个体存在的人的地位和价值。作品通篇流溢着情感的美、温馨的美,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女作家着力表现的是人、人的内心世界,细腻人微的情感波澜,人与人之间像百合花一样纯洁美好的情感。作品细腻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表达方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委婉、柔和、细腻、优美的艺术风格。
除《百合花》外,茹志鹃的其他作品主要通过描写“家务事”、“儿女情”,涉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妇女解放这个主题,对女性人物还是不由自主地投入了一份女性的认同感、亲切感,细腻的笔触体贴温暖地抚摸着生活当中那些普通妇女的内心。如《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旧社会的家庭妇女翻身做主人的幸福感被描述得十分逼真。而且茹志鹃所表现的劳动妇女的翻身感,“并不是那种浅薄的对于得到的物质上某些改善的感谢,而是表现了被压在*底层的群众,主要是妇女,从精神上的屈辱自卑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己也可以直起腰来做一个大写的人”①。作为一位女作家,茹志鹃以鲜明的性别意识和对女性心理、处境、追求的感同身受来塑造女性形象,与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情感倾向和价值选择是完全一致的。女作家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为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这正是茹志鹃“十七年”创作不同于男性作家,也高出其他女作家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说,茹志鹃的上述作品是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追寻女性自我价值的先声,仅就这一点,茹志鹃及其作品毋庸置疑地应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据一个位置。
第三节 知识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凄美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大多未能真实地开掘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过程中灵魂深处自我搏斗、挣扎的痛苦,以及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丰富的情感和精神升华。女性知识分子更不必说。宗璞的《红豆》②不仅从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而且从女性的视角,以饱含诗意和深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位知识女性在时代巨变面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艰难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故事。这是一出新旧交替时代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真挚的女性内心情感的故事,其主旨是歌颂爱情中的政治抉择。
……

前言
**章 “十七年”与“文革”时期女性创作
**节 性别视角于整体疏离中的潜在认同
第二节 散发着人性芬芳的“百合花”
第三节 知识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凄美
第四节 革命激情与女性柔情的融汇
第五节 压抑之下女性的“潜在写作”
第二章 女性文学的时代感应
**节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女作家群
第二节 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一)
第三节 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二)
第四节 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企盼
第五节 女性性别意识的复苏
第三章 为了爱的尊严与权利
**节 呼唤爱情中的独立人格
第二节 揭破女性神话的生命悲剧
第三节 质疑传统道德
第四节 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
第五节 讴歌真善美
第四章 传统性别角色的文化质疑与抗争
**节 职业女性双重角色的两难抉择
第二节 对双重角色双重标准的诘问
第三节 知识女性的愤激抗争
第四节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第五节 刚健不屈的人格美
第五章 女性性别的认同与自豪
**节 女性个性的独立
第二节 女性爱情婚姻观的独立
第三节 改革开放前沿新女性的告白
第四节 性别主体意识的成长
第五节 女性形象的时代神韵
第六章 女性文学审美的先锋风范
**节 追求与阻遏的永恒矛盾
第二节 深层文化心理滞重的隐喻
第三节 生存的梦魇与荒诞
第四节 女性哲学意识的觉醒
第五节 审美追求的先锋风范
第七章 女性文学从理想走向现实
**节 充满烦恼的生存状态
第二节 物质生存与精神贫困
第三节 普通人生存境遇的趋同书写
第四节 认识我们自己的生活
第五节 “新写实”:描摹凡俗人生
第八章 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审视
**节 女性原初生命力的象征
第二节 女性生命的扭曲与审视
第三节 女性生命的冲突与痛苦
第四节 女性“性意识”的文化意义
第五节 女性形象的审美拓展
第九章 女性话语浮出历史地表
**节 女性话语浮出地表的信号
第二节 质疑女性主体
第三节 解构男性**叙事模式
第四节 从女性文学到女性主义文学
第五节 后结构主义的美学追求
第十章 女性“个人化”写作向度的拓展
**节 “黑夜意识”的独白
第二节 女性身体经验的主体言说
第三节 女性身体成长与逃离宿命
第四节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第五节 悖离传统女性美学
第十一章 女性主义文学与历史、现实连通(一)
**节 一则现代女性的寓言
第二节 一部女性历史的神话
第三节 解构男性**文化霸权
第四节 连通中国文化、现实、历史的丰富异质
第五节 东方神秘文化的隐喻系统
第十二章 女性主义文学与历史、现实连通(二)
**节 书写个人与中国的沧海桑田
第二节 女性日常生活构筑的历史
第三节 改写女性在历史中的缄默形象
第四节 女性新历史书写景观
第五节 女性新历史文本多样的美学追求
第十三章 女性主义文学与历史、现实连通(三)
**节 女性恒久位置的反讽
第二节 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
第三节 解构男性知识精英形象
第四节 对当下本国本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
第五节 “嬉戏诸神”的言说
第十四章 女性(主义)文学的建构意识
**节 都市女性的性别生存状态
第二节 现代独立女性的主体建构
第三节 两性平等和谐的呼唤
第四节 女性(主义)文学的建构意识
第五节 自由、自在、自觉的审美主体
第十五章 关注底层的女性书写
**节 同一性别身份的命运差异
第二节 黑土地上艰难温情的人生
第三节 底层女性的经验与声音
第四节 更具中国特色的女性经验书写
第五节 乡土之美·人性之美·和谐之美
第十六章 超越性别的性别书写
**节 超性别书写:民族生命与文化的载体
第二节 性别书写:民族文化中女性的生存状态
第三节 关注人的生存与人性困境
第四节 超越性别的性别书写
第五节 乡土之美、本土之根
第十七章 女性诗歌的调整与转型
**节 “女性诗歌”的概念及80年代回顾
第二节 日常化书写与回归现实
第三节 通向精神世界的灵性书写
第四节 关注底层生存的艰辛
第五节 9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调整与转型
第十八章 女性散文的勃兴与发展
**节 当代女性散文的勃兴与发展
第二节 亲历历史疼痛
第三节 父权制下女性精神血脉的探寻
第四节 女性身体经验的诗意书写
第五节 个体生命的哲理思考
第十九章 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节 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少数民族!
第二节 藏族女性生存与民族历史的反思
第三节 维吾尔、哈萨克族女性命运的书写
第四节 把云南边地女人写进“历史”
第五节 对民族与女性经验的体认
第二十章 台湾女性文学
**节 台湾女性文学的现代演进
第二节 审视女性的一面镜子
第三节 抗争男权的一篇檄文
第四节 塑造台湾新女性形象
第五节 台湾女性文学的审美嬗变
第二十一章 香港女性文学
**节 香港女性文学的多元景观
第二节 香港本土的文化认同
第三节 香港社会的多面写照
第四节 香港“故事新编”
第五节 香港女性文学的审美特色
后记(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的由来
后记(二):我的家园

本书以女性文学重要文本的阐释为主体,同时兼及女性文学思潮与美学风貌,既突出由女性文学文本主体构成的感性的文学“史”,又凸显涉及女性文学思潮的演化与美学风貌嬗变之“论”。力求“史”“论”结合,文化批评与美学批评相结合,文本、思潮、审美融为一体,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