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传媒文化研究
早期的媒介研究,关注的是大众媒介****、无所不在的力量。当时的研究脱胎于宣传分析,认为受众是被动的“靶子”。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施拉姆所说作为“记者的发明”的想象效果论——“魔弹论”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仁所质疑。这派学者专注于短期的信息效果,专注于媒介的作用,属于典型的媒介**的“劝服研究”。在这些研究者眼中,只有态度的改变才是媒介影响力的表现,而其结论则认���,媒介事实上并非重要的社会机制,因为媒介不论有多大的效果,终究要经过人群中的“意见**”才能发挥作用。媒介无法影响人们的说法,转而又触发了另一种研究取向——受众**的研究。于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发生了变化,此时经常问的问题是:人们用媒介做些什么?这样的问法,是媒介效果研究受众**论如“使用与满足”范式的基础。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流效果的研究范式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美国的许多研究者开始对权威的结论产生怀疑:大众传播媒介对受众的影响真的很小吗?于是,他们将研究的焦点从态度的“改变”,转移到态度的“形成”上来,也就是说媒介也许不大能改变人们对于事件的态度,但如果回到开始的时候来看,是否应该先问媒介在形成人们对于问题的认知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这样一个视野下,媒介是人们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通过媒介这个渠道,人们才能了解世界。因为人们亲身参与实践的机会不是很多,于是只有依赖媒介,有关议题设置与涵化分析的研究都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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