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素质教育政策导向要形成多样化的架构
政策导向的多样化问题是指在强调政府行为的规定性、统一性的同时，要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并强调在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多样性和开放性。素质教育实践为制定素质教育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来源，但是，一旦某项政策由政府程序通过指令性行为开始实施时，往往由于实际情况的不确定性、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和执行层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的某种规定性可能就变为限制性，统一性就变为指令性，本来具体生动活泼的局面就可能不复存在，甚至出现淡化政策的基本要求、扭曲政策基本方向的政策失真现象。这一现象还可能导致产生政策性疲倦，*终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主义体现出来。现在，有些地方在实施素质教育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圈”：以往的“应试教育”作为禁锢教师、学生的枷锁已被打碎，但却在冠以“素质教育”名义下实施“新”的“应��教育”。我们讲素质教育政策要在法制化和规范化上下功夫，应该理解为为了保障素质教育的实施，政府对学校行为和教师行为的某些政策性限制。但是，在对待教学思想、内容、教材、方法、途径和手段方面，政策指导应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事实说明，用行政手段统一推行教学典型和经验往往造成形式模仿和行政应付。因此，对**政策制定和实施来说，强调政策导向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给予地方和基层更多的教学方面的政策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教学政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将有利于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政府在处理宏观管理与下放权力的关系中，政策导向的多样性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实质也是一个政策民主化问题。素质教育实施要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政府行为是一个有效行为，但不能搞成一个承诺行为。素质教育依靠政府启动是一个明智的行为，但要始终依赖这一行为，就可能导致的是一个短期行为或限制性行为。 教育活动中“决策文化”与“学术文化”两分的状况，即教育政策的制定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教育理论的研究脱离现实要求、缺乏应用价值的状况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决策者和学者双方共同的主观意识。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点，就是教育政策研究的迅速崛起。教育研究的后起之秀
教育政策研究是近2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教育研究新领域，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比较泛化，其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建设尚在进行之中，但是却受到了各国教育决策人员和学者两方面的共同重视，以政策研究为议题的国际教育会议、刊物、组织、研究项目等与日俱增，其研究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教育研究的这种重要变化，是由教育政策的成败好坏在现代社会中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