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给东方的外语出版界造成一种奇特的景观: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外语出版物的数量扶摇直上,使他种民族语出版物相对汗颜,这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外语(尤其是英语)原著注释读物动辄一套就是数百本,洋洋大观。毫无疑问,这对推进日本的外语教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时至**,其效应已经明显昭示出来:当今的中国各大学发表的论文为SCI所收录者,*多者一年达500篇,而东京大学一年就达4万篇,两者相距80倍!如果以为日本的论文数量必与其科学水平成正比,因而中国大学的科学研究水平就落后了东大80倍的话,恐怕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其中的奥妙之一,就在于日本学者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许多论文是直接用英文写成,因此容易被世界各地的媒体注意到,其人选SCI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反观中国学者的论文,绝大多数用汉语写成,少量靠懂英语的学者翻译,只有极少量的学者能够自己用英文直接写作。因此,大多数的中国论文是难以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的。当然入选SCI的机会也就相对少得多了。当然,这并非是说,中国的科研水平就反过来比日本高,而是说,由于中国学者英语写作水平普遍偏低的原因,其实际的科研水平未能在英语世界的文献中充分显示出来。由此可以明白,提高中国学者的英语能力(尤其是阅读文献与用英语写作的能力)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
然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英语学习大潮虽然使许多中国人在英语学习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上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台阶,但是有更多的人却老在一个水平上徘徊不前:要学的教材已经学了,该考的科目已经通过了,但是,面对英语的**,人们并没有登堂入室的感觉。听说能力未能应付裕如或许情有可原,因为学习者可以抱怨没有相应的可以一试身手的客观条件,但是在阅读方面,例如阅读文史哲数理化的专业文献方面,却仍是磕磕绊绊、跋前踬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这种处于瓶颈地带,欲罢不可、欲进不能的促迫感,源于一个关键的原因:缺乏专业外语文献阅读训练。学校里使用的基础英语教材编得再好,也只能解决基础问题,不能解决超过基础的专业阅读问题。正如要做游泳健儿的人只在游泳池里按照游泳要领奋力拨拉了一阵池水,自觉亦有劈波斩浪之感,但与真正的河涛海潮相比,终究属于两重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