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 ”),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 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为“文化元典”。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舂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