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学基本丛书”中的《礼记》分册，《礼记》为孔子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内容讲述哲理及礼仪法度及孔子首创的礼学思想，本书除收入了《礼记》的全文外，还附有详尽的注释及通俗易懂的白话译文，全书内容丰富，注释细致全面，较好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内涵，能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这部古代国学经典，能够很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充分发挥经典古藉的作用。

前言
曲礼上**
曲礼下第二
檀弓上第三
檀弓下第四
王制第五
月令第六
曾子问第七
文王世子第八
礼运第九
礼器第十
效特牲第十一
内则第十二
玉藻第十三
明堂位第十四
丧服小记第十五
大传第十六
少仪第十七
学记第十八
乐记第十九
杂记上第二十
杂记下第二十一
丧大记第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祭义第二十四
祭统第二十五
祭统第二十五
经解第二十六
哀公问第二十七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坊记第三十
中庸第三十一
表记第三十二
缁衣第三十三
奔丧第三十四
问丧第三十五
服问第三十六
间传第三十七
三年问第三十八
深衣第三十九
投壶第四十
儒行第四十一
大学第四十二
冠义第四十三
昏义第四十四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射义第四十六
燕义第四十七
聘义第四十八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前言
先秦古籍称“记”或“传”的，均为一种特定的文体，是附属于“经” 的辅助资料。它的内容或阐发经文的意义，或补充经文之未备。《礼记》和与它性质相同的《大戴礼记》都是附属于(礼经》——即今之《仪礼》的辅助资料。有的“记”直接附在经文之后。今《仪礼)十七篇，其中十三篇经文后附有“记”。这些“记”是*早的、与经文配合*密切的“记”。《礼记》四十九篇，《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是独立成篇，而且是汇辑成书的“ 记”。
《礼记》既是(仪礼)的辅助资料，所以它的内容极大部分与《仪礼)相配合。根据各篇具体内容，(礼记》四十九篇可以分为下列三类：
一、与《仪礼》紧密配合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祭义》、《祭法》、《祭统》、《丧服小记)、《大传》、《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这些篇目，从篇题上就显示出是与《仪礼》所述的冠、昏、乡(饮酒)、射、丧、祭、朝、聘八种礼仪相配合的。也有篇题虽不显示，而就其内容可知其属于哪一种礼的，如：《檀弓上下》、《曾子问》、《杂记上下》等，均以阐述丧礼、丧服为主。
二、篇中综述各种礼制，或补充《仪礼》未涉及的内容。如：《曲礼上下》、《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深衣》、《投壶》等。
三、与《仪礼》配合不甚紧密的。如《月令》、《乐记》、《中庸》、《大学》等。
这一类是极少数。 这是《礼记》内容的大致情况。《大戴礼记》原八十五篇．佚四十六篇，现存三十九篇。从现存的篇目内容分析，它与《仪礼》配合的情况，大大不及《礼记》紧密。也可能已佚的四十六篇情况不是这样，但现在很难详考了。
《礼记》四十九篇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中可考者，较多是孔子再传弟子所作，约在战国前期。如： 《中庸》：郑玄《三礼目录》：“孔子之孙子思饭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三礼目录》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引。下同。) 《曾子问》：曾子弟子所记。 《表记》、《坊记》、(缁衣》：《隋书·音乐志)引沈约(奏答》： “《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则为子思所作。《经典释文·叙录》：“《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与沈约所说不同。《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公孙尼子》一书。原注云：“七十子之弟子。” 《乐记》：郑玄《三礼目录》：“刘向所校得(乐记》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所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隋书· 音乐志》引沈约《奏答》：“《乐记》取《公孙尼子》。”以上诸篇均为孔子再传弟子之作。亦有作于再传弟子之后者。如： 《檀弓上下》：郑玄《三礼目录》：“此檀弓在六国之时。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国时人，此篇载仲梁子，故知也。”又《诗·都风·定之方中》孔颖达《正义》引郑玄《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日：‘ ……仲梁子，先师说(原脱“说”字)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按：毛公指为(诗》作《传》的毛亨。旧说毛亨为苟卿弟子。如仲梁子略早于毛享，则亦战国后期人。 《檀弓》引仲梁子语，是《檀弓》之作者，应在其后。(檀弓》或为战国晚期之作。 《礼记》中亦杂有秦汉时之作。如： 《月令》：郑玄《三礼目录》：“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王制》：《史记·封禅书》“(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 。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 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 ‘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又在其后。”’ 关于今之《礼记》及(大戴礼记》汇辑成书之时代和汇辑者的问题，从来有争论。《汉书·儒林传》没有提及两书汇辑的事，《汉书·艺文志》也未著录。《艺文志》著录礼十三家，其首三家书： “《礼古经》五十六卷。”按此为出于淹中及孔壁的古文《礼经》，亦称《逸礼》。这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的今文《礼经》(《仪礼》)相同。 “《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按“七十”当为“十七” 之误。此十七篇为汉初高堂生所传之今文《礼经》。后传及后仓与弟子戴德、戴圣，立于学官。 “《记》百三十一篇。”原注：“七十子后学所记也。”按《经典释文 ·叙录》：“郑(玄)《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 《古文礼》五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则《记》百三十一篇为古文之《记》，配合《礼古经》的。 《汉书·艺文志》只提到《古文记》，没有提到《礼记》、《大戴礼记》。据现在能看到的记载，郑玄是较早提到：戴德辑《大戴礼记》，戴圣辑《礼记》。孔颖达《礼记正义》在《礼记》大题下引郑玄《六艺论》：“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其后《经典释文》及《隋书·经籍志》并言戴德删《古文记》成《大戴礼记》，戴圣删《大戴礼记》成《礼记》。 《经典释文·叙录》：“陈邵(原注：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隋书·经籍志》：“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礼》。” 后之学者对上述诸说，有辨其非者，如清戴震云：“《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 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见《清经解》卷五六五，《东原集》) 戴震论据确实，可破戴圣删戴德之书之说。但仍有学者，信两戴共同删 (古文记》而成书者。如近人王国维云：“献王所得《礼记》，盖即《别录》之《古文记》，是大小戴本出古文。《史记》以《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为古文，亦其一证也。但其本不出孔氏，而出于河间。后经大小戴二氏而为今文家之学。后世遂鲜有知其本为古文者矣。”(见(观堂集林·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按(史记》于《五帝本纪》、(三代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分别提到《五帝德》、(帝系》、《孔子弟子籍》三文为古文。今《大戴礼记》有(五帝德》、《帝系》。王氏想以此证明戴德曾删(古 文记》。) 王氏说，“大小戴本出古文”，意即大小戴各删《古文记》成大小戴《记》。此亦大有可疑者。 一、河间献王献古文书，即入秘府，诸儒莫得而见。刘歆校书，成于哀帝、平帝之时。戴德、戴圣生卒年不详，但知曾参力口宣帝末年(前49年)石渠之会，这时二戴已早为博士。前后相距数十年，二戴不可能删《古文记》。清毛奇龄已辨其非：“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乎?……况《前汉(书)·儒林(传)》不载删《礼》之文，东汉《儒林(传)》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直莽变，安能删之。”(见《清经解》卷一六四，《经问》) 二、西汉诸经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家之学。刘歆曾建议把《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强烈反对。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亦指责今文学家“保残守阙”。古今两家壁垒森严，相峙攻诘。二戴为西汉礼学今文大师，立于学官，岂能删取《古文记》作为今文家之学。又今《礼记》及《大戴礼记》中有引古文《逸礼》篇目及古文《周礼》之文，可知今之二《记》决非二戴所辑。 《礼记》中有《奔丧》，郑玄《三礼目录》：“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汉兴后得古文，而礼家又贪其说，因合于《礼记》耳。”按 《逸曲礼》即《礼古经》，亦称《逸礼》，为古文家之学。 《礼记》中有《投壶》，郑玄《三礼目录》：“亦实《曲礼》之正篇。 ”按此《曲礼》亦指《礼古经》。 《礼记．燕义》引古文《周礼·夏官·诸子》之文。《祭义》引 《周礼·地官·党正》文。 《大戴礼记》引《礼古经》之《投壶》、《诸侯衅庙》。 《大戴礼·朝事》篇中引《周礼·秋官’大行人》文。 根据以上所述，证明：一、大小戴不可能删《古文记》；二、今之《礼记》、《大戴礼记》决非大小戴所辑。则王国维以为二戴本《古文记》而成为今文之学，其说亦不足为据。 今之《礼记》、《大戴礼记》既不得辑于西汉，则必辑于东汉无疑。但可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戴德、戴圣在西汉既立为学官，则除今文《仪礼》十七篇外，亦应有相应之《记》以教授生员。据今考知西汉时已有单篇的《记》。如： 西汉宣帝时召诸儒集议于石渠阁。礼家通汉、戴圣参加。 当时记录礼经《议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时尚存，杜佑《通典》多处引《石渠议》，《议》中有引及《礼记》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礼记·曲礼上》文；卷八十一，引《礼记·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礼记 ·杂记下》文。 《史记·六国年表》：“《礼》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与《礼记·曲礼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类似之文。 《汉书·韦玄成传》引《礼记·祭义》及《礼记·丧服小记》之文。 《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著《至言》，有引《礼记·祭义》之文。 这些都是刘氏校书前已行世的《礼记》篇目。这些《记》当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员的资料。当时共有多少篇，现已不可考知。大致数量不多，尚未汇辑成书。还有一种可能，这些《记》中有与《古文记》相同的篇目。因为《礼古经》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仪礼》相同。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中，亦应有一部分与西汉时今文家的“记”相同。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刘氏校书，没有列入著录。 西汉末王莽当政，于平帝时立《逸礼》及其他古文经于学官。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时传授学员，并传抄行世。二十年后，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仍立今文经为学官。朝廷创建礼制，必须博古通今，今文 礼家不能再保残守阙。古今文的界限较宽，家法不严。如章帝建元中，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诸经异同。参加者均为今文学大师。而班固所撰《白虎通义》其中引古文经、疑。但可能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戴德、戴圣在西汉既立为学官，则除今文《仪礼》十七篇外，亦应有相应之《记》以教授生员。据今考知西汉时已有单篇的《记》。如： 西汉宣帝时召诸儒集议于石渠阁。礼家通汉、戴圣参加。 当时记录礼经《议奏》三十九篇，今佚。唐时尚存，杜佑《通典》 多处引《石渠议》，(议》中有引及《礼记》文。如：《通典》卷七十三，引《礼记·曲礼上》文；卷八十一，引《礼记·王制》文；卷八十五，引(礼记·杂记下》文。 《史记·六国年表》：“《礼》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与《礼记·曲礼下》文相似。《春秋繁露·王道》亦有类似之文。 《汉书·韦玄成传》引《礼记·祭义》及《礼记·丧服小记》之文。 《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著《至言》，有引《礼记·祭义》之文。 这些都是刘氏校书前已行世的《礼记》篇目。这些《记》当然是今文，亦即二戴用以教授生员的资料。当时共有多少篇，现已不可考知。大致数量不多，尚未汇辑成书。还有一种可能，这些《记》中有与《古文记>相同的篇目。因为《礼古经》五十六篇，其中有十七篇与今文《仪礼》相同。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中，亦应有一部分与西汉时今文家的“记”相同。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刘氏校书，没有列入著录。 西汉末王莽当政，于平帝时立《逸礼》及其他古文经于学官。则《古文记》一百三十一篇亦必同时传授学员，并传抄行世。二十年后，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仍立今文经为学官。朝廷创建礼制，必须博古通今，今文礼家不能再保残守阙。古今文的界限较宽，家法不严。如章帝建元中，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考论诸经异同。参加者均为今文学大师。而班固所撰《白虎通义》其中引古文经、传记的甚多。章帝建初八年下诏令诸儒选高才教授古文经传(见《后汉书·章帝纪》)。因此糅合古今，已成当时风尚。传大小戴《礼》者，在大小戴原有的单篇《记》的基础上，广泛搜辑。有辑自(逸礼》者，如上述之《奔丧》、《投壶》、《诸侯衅庙》等；有辑自其他古文书者，如《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等；有辑自秦汉之作者，如《月令》、《=王制》；其中也必有辑自《古文记》者。王国维所说的：二戴本(古文记》，而成为今文之学，在西汉是不可能的，而在东汉却成为事实。当时传大小戴礼的两家，他们所辑有同有异，因各仍以大小戴之名，名其所辑的《记》。据《后汉书·曹褒传》云：“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又《经典释文·叙录》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据《曹褒传》，在后汉和帝(89—105年)时，已有《礼记》。其后马融、卢植又有增删，乃成今所存郑玄注《礼记》四十九篇之本。至于(大戴礼记》，其成书亦应在东汉郑玄之前。 郑玄融贯古今，为《仪礼》、《周礼》、《礼记》作注，三书合称“三礼”，著《三礼目录》。唐代《礼记》列入“九经”，孔颖达作《礼记正义��，学者传习较广。宋代学者以《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编入 “四书”，而“五经”中礼书列《礼记》而不列《仪礼》、《周礼》，宋儒之推崇《礼记》，于此可见。明、清亦以《礼记》为士人必读之书。清人注释者甚多，其中以孙希旦《礼记集解》较为通行。 《大戴礼记》郑玄未作注，流传不广。至北周有卢辩为之作注，亦极简略，很少有人传抄研习，唐宋以来佚失泰半。至清代学者始为作校勘注释。其遭遇不能与《礼记》相比。 《仪礼》、《周礼》、《礼记》、《大戴礼记》四部礼书，记载了大量 的有关先秦的典章、礼制、文物以及儒家的政治、学术思想。今天学习这些典籍，应该在扫除文字障碍的基础上，破除旧的经学观念，把“经”、“记 ”与其他古籍，都看作记载上古文化的宝贵史料。用历史发展的观点，互相参证，从而探索我国上古文化的史实。 湖南岳麓书社来函约撰《周礼》、《礼记》两书译注。事关整理、普及古籍，弘扬祖国文化，因勉力从命。奈以年迈、篇幅较巨，不敢独任。因商请同好钱兴奇、徐克谦、叶晨晖、张采民、鲁同群五位同志，共同负责《礼记》译注。在译注中尽量吸取前贤研究成果，力求诠释确切，深入浅出，俾有助于学习。初稿完竣，余通校一遍，并相与商榷，修改定稿。限于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敬祈专家及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