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大的感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塞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流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
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胸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感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年,我的人**生重大转折,脱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枪交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色中,我猫着腰,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根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枪,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枪。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禁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感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脱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感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