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台湾**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

告诉孙子: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为大陆版序
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与酱缸
人生文学与历史
起敬起畏的哲学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性
对事不对人
只我例外
谋利有啥不对
沉重的感慨
**是保护自己
尿入骨髓
洋人进一步、中国人退一步
*大的殷鉴
把羞愧当荣耀
炫耀小脚
臭鞋大阵
为别人想一想
不会笑的动物
礼义之邦
三句话
排队国
到底是什么邦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一盘散沙
《春秋》责备贤者
虚骄之气
恐龙型人物
崇洋,但不媚外
集天下之大鲜
附录:
你这样回答吗?
“适时出现”的柏杨
柏杨,依然在影响“八十年代人”
柏杨作品出版年表
出版说明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为大陆版序 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_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日,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差落?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往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日本人看不起了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誊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0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OO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主,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问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问,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支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00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皿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二OO四年八月于台北 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80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意义和价值。*近,苏州古吴轩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21世纪,我们正可“合法性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一下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