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为“**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下）
邢文举 口述 杨民青 整理
周总理在上海听取我的汇报
我如实汇报了江苏的夺权情况，于是，“好派”对我表示强烈不满，“屁派”则认为我是他们的支持者。一时间，南京街头出现截然不同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好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不受欢迎的人！”“屁派”说：“《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1967年2月底，我从北京回到南京。4月底，徐学增来电话：“王力同志决定你去上海，加强那里的力量。”就这样，我离开呆了五个多月的南京来到上海。
当时的“**文革”上海记者组，有郑晓峰、蒋宝琪、孙朴芳、许志成等四个人，加上我共五人。作为“文革”重灾区，“四人帮”在上海的追随者众多，是非自然也多。我们住在上海延安饭店，这是一栋五层楼，我们住在第四层，这一层是延安饭店的**房间。
1967年夏天，周总理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访问上海。“**文革”上海记者组派我到机场采访。那天到机场迎接的，除了上海市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还组织了一些欢迎群众，场面挺壮观。这是上海夺权以后的**外事活动，有关部门担心缺少经验，生怕考虑不周出洋相，而结果偏偏如此。
专机在停机坪停稳后，卡翁达总统首先走出机舱，接着是周总理，然后是卡翁达总统夫人及其他随行人员。
开始，欢迎人群还能保持一定队形，但等卡翁达和周总理走下飞机，前面的领导就先乱了套，在场的人，个个急着抢先目睹周总理，顾不上什么外事纪律了，人们把周总理团团围住，将卡翁达总统和夫人抛在了一边。
周总理拨开围着他的人群，对工作人员人喊道：“总统呢？夫人呢？”说着，总理将卡翁达和夫人推到前边，把前来欢迎的上海市的领导一一介绍给总统和夫人。徐景贤当时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人称“徐老三”。徐景贤握着总理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们组织得太不好了，请总理一定原谅，一定原谅。”这时，混乱的欢迎人群才稍稍平静下来。
当时我站在一边，听周总理回答徐景贤说：“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出一些事在所难免，可以理解，不怨你们嘛，以后就有经验了。”
第二天晚上，周总理召我去他下榻的宾馆汇报工作。事前，听徐景贤说周总理已让上海同志汇报了一次。
那时我对马天水的印象不错，我向总理汇报说，马老是多年分管工业的老干部，对上海的工业生产很熟悉，上海电力紧张，每次开会分配用电指标，马天水不用拿本子，哪个企业该给多少电，他都说得一清二楚。
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青浦的武斗情况，我说，当地农民对红卫兵的行动不理解，有些农民拿着铁棍，见到前去造反的红卫兵就打，声称要进城找红卫兵算账。“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派去大批工人，才将事件平息。
周总理说，农民和红卫兵发生矛盾，这是个新问题，一定要认真研究，吸取教训，要教育好农民，不能和红卫兵对立。我的汇报一直持续到深夜，秘书不时送来急件，请总理批示。
汇报结束时，周总理问我：“江苏的情况，你还知道不知道？”我回答说：“我调到上海后，对江苏的情况不大清楚。”已是深夜，我注意到，总理秘书早在一边直打瞌睡。
周总理送走卡翁达起程返京的那天早上，我正在上海无线电七厂采访，上海市革委会打来电话，通知我到机场送行，嘱咐我一定要快，不然就赶不上了。我立即让司机驱车直奔机场。为了赶时间，司机不管红灯绿灯，一路飞驰。司机对去虹桥机场的道路十分熟悉，此前，我们写的上报材料，都是送到机场由民航班机飞行员带到北京的。“**文革”与民航局有约定，各地的“**文革记者”可通过民航班机传送文稿。我们和虹桥机场的人很熟，需要乘飞机，不必事先购票，只要有座位，就允许我们上飞机。
我们飞车赶到机场，几分钟后， 周总理的车就到了。记得那天前来送行的，只有徐景贤、马天水、王少庸、王秀珍等很少几个人。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说：“我已经说了不让你们送，怎么还来送啊？”
许世友将军
我们所住的延安饭店四层有一个套间，那是许世友司令员来上海住的地方，他的夫人田普经常住在那里。那时的王洪文，仅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头头，后来为了工作方便，给王洪文在延安饭店的二楼安排了一个普通房间。
早在南京时，我就和许世友、田普熟悉了。那时的许司令，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华东饭店，到我们记者组坐一坐，唠一唠，既谈“文化大革命”，也唠家常。记者中，我算比较健谈的，许司令性格豪爽，很愿与我交谈。
在南京，许司令曾多次请我吃饭，有时一个星期请一次。许司令请我吃饭，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也能喝些酒。许司令愿意交往能喝酒的记者。许司令请客，**道菜是狗肉，然后是野鸭、野鸡等野味。我们俩一顿一瓶茅台酒，一边对饮，一边闲谈。在安徽，许司令曾请驻那里的“**文革”记者刘慎思吃饭，刘慎思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曾与许世友司令员对饮》。
许司令爱喝酒爱请客，为了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他曾宴请在江苏省和南京市搞“三支两军”的同志，要他们一定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好“三支两军”。许司令也宴请过江苏省的造反派，但他请的都是拥军派，对“反军派”、“乱军派”，他理也不理。
其实，闲谈也离不开政治。1966年的冬天，聂元梓、蒯大富来南京，住在南京大学匡亚明的房子里，找我谈江苏的情况，我与他们谈了一个钟头。事后的**，许世友来到华东饭店，当时正好我一个人在家值班。
许司令员对我说：“那天，造反派在五台山体育场开批斗大会，聂元梓、蒯大富他们，给江渭清戴高帽子、戴风筝，对革命老干部，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呢？那天我给周总理打电话了，周总理说，我们说他们不听啊。你说，他们算什么东西？……什么造反派，我看不是好人。我给毛主席打电话了，我说，主席，我要把他们给干掉。毛主席对我说，你可不能给我动他们！我说，好，主席不让动，我就不动。可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好人！”
在南京“红总”准备夺权的日子里，许司令把我紧急叫到南京军区作战值班室，我进门一看，里面坐满了人，都是负责作战的**指挥员。其中有我认识的张才千副司令，他后来调任总参副总长。许司令见我赶到，大声对我说：“邢记者，你快去给我查一查，听说今天晚上，造反派要抄江苏省委所有十三级以上老干部的家，我让作战部下令了，只要他们敢抄家，我就下令开枪，我已经请示叶帅了，他们同意！你赶快给我查查！要不然我就开枪啦！”
我马上随保卫干事前往各“造反司令部”，足足查了两个多小时，未发现要抄家的迹象。我马上赶回向许司令汇报。许司令说，还是你们调查的情况准确。宣布散会。
南京“一•二六”夺权后，许世友执意住进大别山，远离是非之地。我听田普说，大别山生活条件简陋，洗澡还得用木盆，很不方便。有**，田普给我打电话：邢记者，还是你劝劝许司令吧，请他回来住吧。于是，我按照田普的要求，直接给在大别山的许司令打电话，请他到上海。
在上海，许司令住进刘伯承元帅住过的别墅。不久，许司令的秘书来接我，要我立即前去。记得那天赴宴的有徐景贤、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等人。令我感动的是，尽管后来我被江青点名，关在“**文革”的“小号”里接受审查，以后只要有政治运动，就要被审查一遍；许司令及夫人田普、女儿田小兵与我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始终没有把我当坏人而疏远我。
1969年11月，我已回到沈阳军区原单位工作，为女儿和外甥女的参军问题，曾贸然打电话给田普，试探地问她，能不能送几个女孩子到南京军区当兵。许司令和田普满口答应说，送孩子当兵是好事，来吧，几个都行。
我带着两个女孩子来到南京，田普对有关部门说，许司令员有命令，给她们办入伍手续、发军装。有关部门就女孩子的安排征求我的意见，结果她俩都到了部队医院，一个在镇江，一个在苏州。
田普开玩笑说：“我还以为你要送几个女兵呢，原来就两个啊，怎么不多领几个来呢？”这次到南京，许司令请我吃饭时，谈起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许司令问我说：“这回你还去上海吗？”我说：“不去了！”他挥挥手说：“对，你别去上海了。今后，也不要当什么官了。”
那时物资紧缺，许司令问我：“你这次来，还有别的事要办吗？要买点什么东西回去吗？”我想了想说：“许司令，我想请您帮我买台自行车，在沈阳很难买到。”许世友立即告诉身边的人：“去，赶快帮他买一辆。”许司令退下来之前，我曾去北京看过他，那时他已经不能走路。离别时，他深情地对我说：“文举，你走，我不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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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