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从他们的法祖与崇实政的思想中得到证实。正是他们的努力,支撑着清朝逐渐走向兴盛,并且保持了近一个世纪。从长时段看来,尽管康雍乾盛世持续了百余年,其**率行政时期如果从康熙收复台湾算起,到乾隆宣布持盈保泰的方针时止,也就是六七十年,但是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是持续时间*长的**行政时期了。研究行政效率的目的是为了探讨行政的*佳途径。行政效率既是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又是其**衡量标准。行政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行政效率的变化。这些环节基本包括:行政环境、政府行政职能、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计划、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协调、行政信息、机关行政事业管理、行政文化、行政道德、行政法制、行政民主、行政方法、行政改革、行政发展等。
现代研究行政效率的学者强调对行政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研究,对每一个环节的效率有一个基本的评价,以便于对整体的行政效率做出更为准确的综合性评价。但是这种细碎化的研究模式使对行政效率的整体把握与测定变得难以操作。使用如此细碎的模式研究清前期的行政效率更是不符合清代行政的发展。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对影响行政效率的因素和行政效率本身的要素的探讨,使清前期的行政效率变化易于把握。提高行政效率是当代各国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在学术界标准不一、政府努力探索的时候,回顾一下清前期行政效率的高低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会给我们的现实行政提供某些启示。清代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时间,本书的研究时间即占了150余年。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清政府创造过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繁荣的"康乾盛世",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内外打击,直至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除了一些外在原因,清政府在行政方面出现了哪些问题,是极值得探讨的。由于行政效率是行政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所以从行政效率的角度来对清前期行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课题。
作为史学研究,康乾盛世长期以来受到学者们的瞩目,而且其关注程度有愈益增加之趋势。据统计,在上个世纪*后10年中,以康乾盛世为题发表的学术文章,在中国大陆有18篇,而进入本世纪后的**个5年里,同类命题的文章则增加到31篇。若以清朝康雍乾社会为背景的研究论文,则更多达数百篇。①事实上,人们对康乾盛世的注意,远远超出了史学研究的范畴,其*早可溯及清代的康熙年间。也就是说,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已经在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康熙十二年(1673)的六月初九日,康熙皇帝设宴瀛台,与群臣共赏荷花。大学士图海等奏称:臣等躬逢盛世,愧无寸长,仰国酬万一。今荷皇上隆恩赐宴,天语殷勤,虽家人父子无以逾此。②此奏明显带有阿谀奉承之意。其时,清朝统治者争夺全国政权的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举,又逢雄踞一隅的三藩异志欲乱之际,应该说毫无盛世之象。但是随着清朝政权的日益稳固,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繁荣,盛世之说遂得官方认可,并逐渐为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譬如,康熙五十年(1711)以后出生的人丁,在清朝被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或盛世人丁;高龄儒生参加科举的现象,亦被誉之为盛世休征等等。各种所谓的祥瑞,也时常冠以盛世嘉祥之语。清代文献中盛世词语的使用也日渐频繁。如记载清朝政务活动的《清实录》,盛世一词在康熙朝《实录》中出现过6次,雍正朝5次,而在乾隆朝则高达37次。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辑录道光朝以前政府官员及学者经世文章的清人文集,在这部集子中,盛世一词被使用了31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意愿和人们关注的程度。
“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同样受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重视。自明末以来,逐渐深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不断地将他们所收集到的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信息传递回欧洲。传教士们对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王朝的精彩描述及充满赞叹的感受,不仅使西方**开始了解18世纪的中国,而且也唤起了他们对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浓厚兴趣与向往。沙守信是耶稣会神父,1701年来华。他在1717年去世前,大部分的时间在中国江西省传教。他曾在1703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相媲美的。①来华的外交官也发出了与传教士同样的信息和感叹。尼?斯?米列斯库曾是罗马尼亚外交官,先后出使过瑞典、法国等国,1675年又作为俄国使节来到中国,并于次年在北京觐见了康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