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工作,应该说是罗家伦*有心得、*有建树的领域,也被认为是他“飞黄腾达”的“不拔之基”。但是,无论是罗家伦年仅三旬即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的校长时期,还是他执掌**大学近十年的光阴,“赫赫声名”的背后却是难抵毁誉参半的忧伤和壮志未酬的遗憾。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的民族危机,罗家伦的的确确是发挥他“学者化”的“政治人”与“政治化”的“文化人”的优势和特长,在**大学校长的任上,他著书立说,撰写了《新民族观》、《新人生观》等著作,从中华民族起源的角度,构建其“新民族”的理论体系,以“文明史”替代“政治史”,强调政治的统一与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通过从体格、品格等多方面塑造“强者”的形象以影响青年,试图培养一代具“新人生观”的“新青年”,以应对民族生存的危机。无奈,这些努力虽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他的去职,也都一一销声匿迹。出使西北,在饱览河山壮美之余,目睹“建设的落后”,“政治的腐败”,“分裂的危机”,罗家伦也曾经忧心忡忡,言辞恳切地上书**政府和蒋介石,发出”经营趁早”的呼吁。然而,所谓“开发西部”对于忙于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而言,无非是一个暂时安定边疆的权宜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