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
怀念萧军先生
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象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蹬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嗵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问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自如话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负上他们因结核菌而赢弱单薄的肩背。
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一九八六年的*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骆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忠。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个一个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地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吗?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
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忠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忠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过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问,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其问还收到萧大忠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
我想着,从去年五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问,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与癌症做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处。再想着,那八十年的一生,几乎从头至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二十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于我,却再无可挽回地不光彩地失信了。我给萧大忠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忠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之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一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地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地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1988年7月5日
岛上的顾城
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待待,那里待待,*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问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木耳。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木耳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售出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地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五十年以后。”“没事,我只要二十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
我读顾城*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集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一九八七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须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他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得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贞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款,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做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辘辘饥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
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烨追了它几天,又派顾城去追它。它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它。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二百只蛋鸡,余下的钱还够买两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它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地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它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啊!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啊!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它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它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它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它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