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美国乡村:西部和新南部
美国故事
实现梦想:生活在大平原上
1873年,米尔顿.利珀(Milton Leeper)带着他的妻子哈蒂(Hattie)和他们的孩子安娜(Anna),坐上堆满所有家当的马车,开始向内布拉斯加州布恩县的土地出发。当到达他们拥有开垦权的土地时,利珀一家就开始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哈蒂在给住在爱荷华州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喜欢我们住的地方,当我们拥有了舒适的房子还能开垦100英亩土地的时候,无论拿什么我都不换!”然而,米尔顿在这里只开垦了13英亩的土地就因天灾而中断了。成群结队的蝗虫蜂拥而至,利珀一家只好离开他们的土地到附近的弗里蒙特镇避难。
利珀一家在弗里蒙特镇度过了两年时光。米尔顿先在一家商店打工,后来又做了佃农。哈蒂则寄宿在雇主家中,缝补衣物、喂鸡和放牛。尽管这个家庭在贫困线上挣扎,但却从未放弃希望。哈蒂承认,“确实非常艰难,我们走了霉运!”,“但我们仍然会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人愿意离开家园去四处漂泊”。1876年,他们成功地回到了自己的土地,用仅剩的27美元开始了新的生活。
蝗灾过去了,雨量充沛,教堂就在半英里以内。与其他人一样,利珀一家也慢慢富裕起来。在舒适的茅草屋里,他们又添了两个女儿,利珀夫妇就在这栋外表寒酸但室内温馨的茅草屋里抚育着她们。正如哈蒂说的那样:“拥有土地的人与芝加哥人的生活一样体面。”
然而,好景不长。哈蒂又怀孕了,却死于难产。伤心欲绝的米尔顿埋葬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放弃了他所拥有的土地。尽管利珀在1905年去世之前又到至少四个地方尝试过这种生活,但他*后的心理防线早已在那一瞬间被击垮了。
在利珀一家获得布恩县土地的同一年,还有一家丹麦人在奥玛哈西部200英里处安顿下来,他们是拉斯马斯(Rasmus)和阿尼·埃布森(Ane Ebbesen)以及他们8岁的儿子彼得(Peter)一家,他们从丹麦来到美国是受了“有意耕种者可获得足够的免费土地”的吸引,他们于1868年来到了这里。到1870年,他们已经把耕种的土地向西扩展到了爱荷华州的康瑟尔布拉夫斯。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从事耕作的必要资金。拉斯马斯修筑铁路,阿尼在当地一家旅馆做清洁工,小彼得给镇上铺设煤气管道的工人送饮用水。
与利珀一家一样,埃布森一家也热切地定居下来并开始耕作。彼得回忆到,他们所预料的问题大都没有发生。即使是关于苏族人的谣言也被证明是无中生有(在移民者的眼里,苏族印第安人曾是四处搞破坏活动的“会飞的魔鬼”)。家庭遭遇的真正问题是他们意料之外的,诸如响尾蛇、蝗虫和草原大火的侵袭。蝗虫的危害一如当年利珀家所面临的情形,但与利珀一家不同,埃布森一家没有离开土地。尽管常常忍饥挨饿,他们还是熬过了持续三年的大蝗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埃布森一家的日子渐渐好转。埃布森开垦了80多英亩土地,并在铁路沿线又购得了80英亩土地。一座座茅草屋搭建起来了,*后甚至还有了一幢两层小楼,它是彼得用教书所赚的钱购买的。他们50岁的时候可以很自豪地看着他们长势茂盛的庄稼。然而,自然灾害再次降临了:肆虐的冰雹几乎毁灭了一切。
不过,埃布森一家还是幸运的。一位银行家买下了他们所有的宅地,尽管价格比想象的要低——比他们估算的低了1000美元。但这也足够在城镇买所“朴实无华”的房子了。后来,他们在公园附近买了一所有9个房间的二层楼的普通房子。
虽然利珀和埃布森两家的故事在细节和结局上都不尽相同,但却反映了19世纪*后25年里美国农村面临的问题。成熟发达的工业经济改变了农业,并将经济力量的****地从农场转移到了城市和工厂,农民们意识到实现他们传统的农业自给自足和繁荣富庶的梦想是无法企及的。即使是大丰收也不能保证梦想成真。一个农民说:“两年前让我们种粮食,我们照做了,风调雨顺,获得了丰收,但结果又怎样呢?棉花每斤8美分、荞麦10美分、牛肉2美分,黄油和鸡蛋就更不值钱了,这就是结果。”美国土著也发现农村生活的变化影响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梦想。宛如苏族印第安酋长红云(Red Cloud)在怀俄明州对勘探员所言:“我们不需要你们,你们把野牛都吓跑了。”
本章探讨了本书的几个基本问题并分析了19世纪末农业的转型,突出了美国农村实现工业化的方式,棕色人种、白人、黄种人以及黑人这些不同的群体对新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反应。在西部农业大规模兴起、自然资源开发以及大平原发展的背景下,本章讨论了白人定居对西部部族的冲击,并分析了印第安人怎样能够保留传统和文化的问题。通过对南部的分析,呈现出白人试图建立“新南部”的努力与种族和棉花问题这一潜在现实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一章表明种族歧视和经济上的劳役赔偿制度构成了这一时期南部黑人生活的特征,同时也描述了黑人反抗策略和意识形态的兴起。*后,本章强调了19世纪末期农业问题是如何持续地塑造了20世纪美国农业生活的大部分特征,并且使美国农民成为改革者。
农业现代化
1865到1900年间,随着大量的美国人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开垦荒地,农田的数量成倍增长。无论新开发地区还是原有地区,农民都在现代机械的辅助下种植经济作物,并通过日益扩展的铁路运输系统把产品运向市场。农业也逐渐具有了资本化经营的特征。正如一个新英格兰人指出的,农民必须明白“农业就是做生意,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事情就麻烦了”。
尽管美国农业仍然以小型家庭农场为代表,但大量的机械化操作已经投入到农业耕作当中,尤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更是如此。建于1870年代末的北部大平原上的兴旺、富庶的农场昭示了大型农业的发展趋势。成千上万亩的麦田需要巨额的资本投资,事实上,大部分农场归公司所有。就像工厂一样,这些农场依靠机器,雇佣成百上千的工人并仰赖精明强干的经营管理人员。尽管这些兴旺的农场不具有典型性,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农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虽然农民成功地适应了现代条件下的农业,他们还是从劳动力大军中的主导地位上跌落下来。1860年,农民占劳动力总数的60%,到了1900年,下降到不足37%。同时,农民对**财富的贡献也由1/3下降到1/4。
美国农业与世界
美国农业的扩张与正在发生变化的全球生产模式和需求息息相关。在19世纪里,欧洲人口剧增,从1800年的1.75亿人增长到1910年的4.35亿人。只有一部分欧洲人仍在从事耕种,越来越多的人弃农从工。在英国,农民仅占全国劳动力的10%,无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满足**的需求。与其他欧洲**一样,英国需要进口大量的食物。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促使美国的农民与东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民一道提高他们的经营效率。
在尝试提高农作物产量和牲畜数量的过程中,美国农民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农业发展中获益颇丰,同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德国科学家通过培育出更优化的种子、牲畜和更高产的化肥,推动了1850年以后的农业扩张。在内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政府向大学赠与土地的制度,确保了美国农学家能够进行持续深入的科学研究,培育品种更加优良的农作物、牲畜,并找到更有效率的耕作方法。美国农民在应用农业机械上充当了开路先锋,例如使用马拉收割机,并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农民展示了如何才能获得更多的收成。
这种更加广泛的世界一体化有赖于国内外运输系统的改善。在美国,值得信赖的、廉价的运输系统为农民的生产专门化提供了可能:大平原种植小麦;中西部种植玉米;东部农民转向种植蔬菜水果,开发和销售乳制品;南部主要种植棉花、烟草、小麦和玉米;远西部地区则普遍种植谷物、水果和蔬菜。欧洲蒸汽轮船的改进和铁路系统网络的不断扩张,确保美国的货物和产品可以快捷、**、廉价地运送到相距遥远的市场。
在农民为国内和国际市场实行了专门化生产后,他们的成功日益依赖于外部的力量和需求。银行家们和投资者们(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来自欧洲)提供资金用以改善运输状况,扩大运营规模;经纪人囤积并销售产品,并通过火车和轮船把它们运往市场。国内外欣欣向荣的经济使劳动者囊中丰盈。然而,在1879—1883年间,由于担心旋毛虫病的传人,欧洲**禁止进口美国猪肉,使美**畜饲养者蒙受了损失。当俄国、阿根廷、加拿大的农民转向小麦种植时,国际市场竞争的增强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经济作物的种植。此外,诸如小麦、玉米这类农作物价格的世界性下跌,影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为国际市场提供这些作物的农民。
美国农业的特色
技术革新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用畜力牵引的收割机、割捆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机器,极大地降低了农活的繁重程度,使得衣作物的生产变得更容易和**,费用更加低廉。此外,与使用手工工具相比,这些新式机器可以使农民开垦更多的土地。但新机器价格昂贵,许多美国农民都要借钱购买。在整个1880年代,抵押贷款的数额是农业财富的两倍半。
然而,农民逐渐地意识到他们在世界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危机。在1869—1899年问,生产率提高了40%。但小麦等农作物在国内市场上却供大于求。国际竞争和通货紧缩导致价格一路下跌。1867年,一蒲式耳(8加仑,约30.276升)玉米的价值为78美分。而到1873年,骤降到31美分,到了1889年,则下降到23美分。小麦价格也经历了同样的下跌,从1867年的一蒲式耳2美元,下降到1889年的仅70美分。棉花的利润也急剧下降,由1866年的43美元一大包(重量单位:在美国等于226.8公斤)下降到1890年代的30美元。
价格下降所造成的危害并没有波及所有的农民。由于货币供应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缓慢得多,从内战结束到1900年,所有价格都下跌了一半多(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参见第19章)。在通货紧缩时期,农民收益虽少但采购价格也相应较低。
然而,通货紧缩也可以导致生产过剩。为了赚取和以前同样的钱,许多农民认为他们应该扩大生产。当他们确实这样做时,价格却降得更低。而且,通货紧缩使贷款的实际价值增加。1888年,只需174蒲式耳的小麦就可以支付利率为8%的2 000美元贷款;到了1895年,同样的贷款却需要320蒲式耳。因此,持续下跌的价格对那些生活在新定居区的农民影响*大,他们为了筹措新的经营资金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
西部
1893年,年轻的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向那些聚集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的历史学家发表了演说。尽管演讲的时间被推迟了,但特纳的演说还是使很多人感到振聋发聩。他宣称,美国的边疆时代已经结束,数据显示西部已经没有未开发的土地了。尽管他有些言过其实(直到20世纪西部仍有许多土地杳无人迹),但是,特纳的分析确实反映了内战后人们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快速扩张的现实。1870-1900年,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农田数目增至原来的3倍,1880-1900年,西部人口的增长率也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数。
**和全球背景下的边疆学说
特纳将边疆时代的结束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认为,边疆对美国人性格和美国制度的塑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在美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征服莽莽荒野的奋斗历程将从欧洲来的殖民者锻造成为美国人,并且产生了一种“促进民主政治”的粗犷的个人主义。特纳的论点强调了美国经历的独特性,并将其与边疆生活结合起来,这为他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的解释补充了长期以来关于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性格例外论的观点。这符合许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征服特纳所称的“荒原”是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
其实,美国的西进运动并非像特纳讲的那样与众不同。那些向西跨越密西西比河的移民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欧洲人口的运动的一部分。与美国的农民、矿工、牧场工人一样,阿根廷、巴西、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的农民、矿工、牧场工人也要求获得土地。与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土著居民没能很好地使用土地,因而,他们要利用技术优势把土地从他们认为落后和劣等的土著居民手中抢过来。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土著居民或者是正处于移民社会的统治之下,或者尽可能地远离所谓的“文明社会”。
特纳的边疆理论对那些改造和开化茫茫荒野的边疆农民致以了崇高的敬意。然而,内战前,那些真正的农民却不愿移居到西部。几乎没人想在这片宽200到700英里、从加拿大绵延到得克萨斯的大平原试试运气。这一区域的大多数地方,尤其是98°经线(西经)附近降雨**。树木的缺乏似乎预示了这片平原并不适宜农耕。
牧民的西进,1860—1890年
尽管大平原*初使农民心灰意冷,但它丰饶的牧草却奠定了畜牧业王国的基础。随着加利福尼亚和落基山脉采矿业的发展,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肉类市场。由于大平原上丛生的禾草能够自动地变成千草,牧民们早在内战前就发现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此放牧,大平原上畜牧业的美好前景业已清晰可见。
虽然饲养牲畜可以追溯到西班牙传教团体布道的时期,但牧场商业化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却是联邦军事策略的副产品。内战期间,北方通过将得克萨斯州从南部邦联的牲畜市场分割出去来分裂南方。到内战结束时,在得克萨斯境内已有数百万的长角牛在悠然漫步。战后修建铁路的风潮又为把这些牛转换成美元提供了便利条件。得克萨斯的牧场主把牛群向北驱赶到艾比利尼、威奇托或道奇城,这些牛被装进火车,运送到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等城市的屠宰加工厂。1860年代末和1870年代,牛仔们将成千上万的长角牛驱赶、贩卖到北方,给业主和投资商带来了巨额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