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备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卷一 北行小语
序 “自古成功在尝试”
前词 从“客里空”说起
初旅
罗湖——深圳半日
广州的**个印象
北行小简
寄云——飞向北京
寄S——在北海五龙亭畔
寄徐伯（讠于）先生——北国的作家生活
与李微尘先生书——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看法
与曾心影先生书——本行的外行话
与P兄书——《四郎探母》的上演
与L先生书——苏联气氛知多少？
与周启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
北行小语
看“享受”
一张粮票
“安得广厦千万间”
周游全国
男女问题与性道德
成人教育与青年教育
我也谈溥仪
《新局长到来之前》
香港人语
齐白石及其他传记
我看中共的“八大”
在鲁迅的墓前
纪念鲁迅的日子
沈从文教授在北京
问题、意见、答案
闽江橘子红
东交民巷
在北京的各国使节
**的洋人
东安市场
八大胡同
天桥
琉璃厂
雨中看“十一”
颐和园一夕谈
我的观感
看棋
民主人士的处境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百花齐放
……
附录
大陆观感 庄惠泉
对曹聚仁先生观感之答案 庄惠泉
后记
卷二 北行二语
引言——与友人书
**分 东北行记
第二分 **北京
卷三 北行三语
前言
**分 旅途杂记
第二分 新事一得

北行小语：万里归来话故国 / 郑勇
大陆**刊印的《北行小语》，其实是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版《北行小语》（1957）和《北行二语》（1973）、《北行三语》（1973）三书的合并修订而成。虽然成书时间跨度很大，但写作时间却相对集中于1950年代后半页。
《北行小语》可以看作《万里行记》的姊妹篇，或者说续集。在曹聚仁四千多万的著述文字中，这两本书有些特出：以学者和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的曹聚仁，在这里的角色却是记者，文字间的学识和文采只能说是余事。二书都是他在大江南北游历、采访时所得，不妨称之为行走者的书——说游记或新闻尚不够准确；当然，它们的区别也是显见的：如果说《万里行记》侧重文史地理，以江南地区的文化重镇和历史名城*为精彩的话，《北行小语》则不妨说是游记和新闻特写的混合体，尤以北京一地的聚焦*见出色。这里的北京，乃是1950年代的北京，亦即新中国的象征。从八大胡同、琉璃厂、天桥、东交民巷等处的巨大变化，到沈从文、周作人、齐白石、溥仪等人的生活和思想变迁，作者试图描述出北京和北京新政权正在发生的变化。时过境迁，未始不可以说作者是在为新中国修史。
曹聚仁的读者���香港人，1950年代的香港人，再扩而言之，影响可能及于海外的华人群体。新中国成立伊始，在西方异质政体**的妖魔化和敌视宣传之下，加上彼此空间和消息的双重隔膜，海外华人对北京新政权也心存犹疑，多持观望态度，不乏否定或敌视言论。在此舆论环境中，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立场著称的曹聚仁，多次自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为海外华人了解新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手现场资讯材料。自称既不“亲共”，也不“反共”，而是追求“知共”的曹聚仁，同时也为半个世纪后的读者，留下了这丰富的历史记录——昔年的现场和即景报道，而今已成珍贵的文献和史料。我们这些对那段历史与社会已然隔膜的普通人，也可以由此感受并进而触摸那个时代的风云和气息。譬如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对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几代人而言，已经抽象为教科书上语焉不详的名词，全然失却它们发生时的惊心动魄。
“我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也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记者，而我们的报纸，也正是一份不带政治色彩，不夹杂政党利害关系的报纸”。这样的自我表白，本身就不免**。然而，意识到新闻报道和史家之笔一样，所要求的乃是“与事实一致”的真实，进而对一些同行的“客里空”式捕风捉影、凭空臆造的新闻通讯大为不满。由此可见其“新闻从业者”自我定位和自觉立场还是可信的。有了这种“做新闻记者决不可以耳为目，闭门造车”的意识，他的这些特写才可能作为彼时现实、**历史的影像来打量。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的这三卷“小语”，不是宏大叙事式的政治话语，而是以自己的独特个人视角，大多专注于衣、食、住、行，以及娱乐及享受这样的感性生活层面，记录了自己深入都市和乡村时的感受和印象，因而为我们留存了1950年代中国的生动而丰富的细枝末节。比如关于“北国的作家生活”，他详细列举了梅益翻译《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出版《保卫延安》的稿费收入和《人民日报》、《大公报》的稿酬标准，并以之与同时期港台作家的稿费水平相比较， 倒显出海外文人写稿的苦况和稿酬的菲薄。杜鹏程的小说印行了七十五万册，稿费在十五万元以上；与此相关的是大陆消费水平之低，按照曹聚仁的体验是，“一分（钱）可以买三个橄榄，一个南华李”，在北京的生活，每月人民币二十五元已经足够。因此，在小说***大的当时，稿费收入*高的小说家，足以让海外卖文为生的人“眼红得发酸”。近年来颇多拿**作家、学人收入和上世纪上半叶的同行相比照的研究，结论自然是今不如昔远甚；但似乎很少研究者注意到1950年代的作家和学人收入与生活，也就是说笼统地把1949后的历史看成铁板一块。曹聚仁的这些特写中保留的细节，可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一向为我们忽视的参照。
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也是曹聚仁格外留意，同时也使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在这本书中或多或少留下记录的，就有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张东荪、章士钊、罗隆基、沈从文、周作人（《八道湾十一号》）、柳亚子（《南社诗人柳亚子》）、梅兰芳（《护国寺一号》）、老舍等曹聚仁的同代人。这批现代**文化人的生活和心境，读来比传记更生动真切，窃以为这是《北行小语》*具价值和可观性的部分。比如沈从文，研究者大多专注于他在1948年以后的身心痛苦，而《沈从文教授在北京》一文，则同时记录了沈从文的思想改造和蜕变过程，考察时限直到1956年。
到底是文人和学者本色，曹聚仁初到北京，“首先要访问的，并不是故宫、颐和园和西山八大处，而是天桥、八大胡同和琉璃厂”。其实，除此之外的《**清华园》、《从红楼到未名湖》等记录学府变迁的篇章，也值得格外留意。曾经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欢场的八大胡同，一度吸引了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名流为常客；经过政府改造，红尘十丈的风流场，业已变成了寻常百姓家。要找一些余韵残迹，也不复可得，所以作者感慨“风尚变迁，教化移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东交民巷，被晚清大学士徐桐愤慨地称为“望洋兴叹，与鬼为邻”的地方，在曹聚仁的笔下，也不复“国中之国”的骄横跋扈，气象变得闲静和穆。印度大使甚至因为这里是西方人统治东方的象征，而刻意别选寓址。
借八大胡同和东交民巷的兴衰，以见证中国社会的变迁，于此亦可见出曹聚仁描述旧北京与新北京的春秋笔法。


曹聚仁自言既不 “反共”，也不 “亲共”，而是力求 “知共”，因此，自50年代起，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 “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不过，曹聚仁始终是一个很传统的书生, 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所谓 “客观、中立、公正”亦是一家之言，纵观曹文，其倾向性还是时而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