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恋爱,或是说根本谈不成恋爱,也是因为我的归属问题。在恋爱的掠夺过程中,我惧于轻易地迷失自己,而附属于爱情,所以我逃避。我要我属于自己,时时刻刻。stanley仍然很深地爱着我的妈妈,与此,我无奈。塞能够在我需要他的时候及时地来到我的身边,曾经我对他说过,我永远不会属于任何人。我是独立的,甚至被这个社会所遗忘,我的妈妈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我的爸爸常年不在中国。在上海,我是孤独的,尤其在外公和宋妈回了浙江的老家之后。塞喜欢把我比喻成《内慌》里的玛丽陀思,骄傲却自卑。我知道自己渴望附属于谁,这个在我十四岁后就丧失的权利。在他们离婚的日子里我成了一件挺值钱的东西,在他们的交易里面。我知道我是他们婚姻惟一的**品,谁都想保存着,永远地。双方都对我描绘了另一个国度的美丽:俄罗斯有很壮观的雪景,对于出生在南方的我来说的确**诱惑力。新加坡没有冬天,亚热带风情时时刻刻都美丽,郁郁葱葱的城市风景,没有垃圾。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深地爱着这两个国度,我可以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和俄罗斯小伙子跳舞,并且接受他们的热吻;我可以在实龙岗的马路上开Stanley的保时捷,遵守交通法规地靠左行驶。那段日子我总是不断地接受选择或者抉择的痛苦——到底跟谁?
哪都不去,我要留在上海。于是他们开始整理行李。似乎他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谁都没有个人地得到他们婚姻的惟一**品。我安在上海,折中的,让他们满意。他们决定,夏天我去俄罗斯,冬天我去新加坡。其余的时间留在上海念书,哪里都不要去。我的生活在14岁那年开始分裂成两端,我的档案也因此而更改。居然我没有哭。不像别的父母离婚的孩子感到天塌下来的危险,也许因为我明确地感到他们仍然相爱着。也许世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骄傲而失去*爱的人,我想他们便是如此。我不怨天尤人,总相信自己的生活会因此而呈现另一种美丽。爸爸先离开的,14岁的春天。
走的时候妈妈还给他织了条围巾,挂在他的脖子上:那天,她居然哭了。这在我的印象中是惟一的一次,包括后来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公司毁于一旦的时候,她都没有掉眼泪,反而是那次,哭了。1997年的时候,从泰国泰铢贬值开始,金融风暴以*快的速度在新加坡登陆。
失业率的急剧增加,新币的大幅度贬值,她们的公司从两百多员工到后来只剩下十四个员工——从总经理到接待小姐。妈妈上网的次数开始减少,她隐瞒着,我问起的时候,她总是:没事,影响不大。一直到1998年的冬天,我跟妈妈住进一间糟糕的nat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
但她总是微笑着,事实上我并不知道那算不算苦笑。但她坚强,我所没有的坚强。记得去虹桥机场送爸爸的时候,春天的景色在出租车外晃悠,谁都没有说话。一直到飞机场,妈妈从皮包里拿出围巾。那天的手指很干净,可能因为长期不搞雕塑的缘故,她实在太忙了,要出国。妈妈是秋天走的,我和宋妈还有外公来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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