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予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

《说文解字》**
中国文字相传是黄帝的史官叫仓颉的造的。这仓颉据说有四只眼睛,他看见了地上的兽蹄儿鸟爪儿印着的痕迹,灵感涌上心头,便造起文字来。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进人的能力,也可以增进人的巧诈。仓颉泄漏了天机,却将人教坏了。所以他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了,会争着去做那容易赚钱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让他们存着救急。鬼也怕这些机灵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术的作用的。但仓颉造字的传说,战国末期才有。那时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辞》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来的。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许多人。我们知道,文字不断地在演变着;说是一人**,是不可能的。《系辞》的话自然合理得多。
“仓颉造字说”也不是凭空起来的。秦以前是文字发生与演化的时代,字体因世因国而不同,官书虽是系统相承,民间书却极为庞杂。到了战国末期,政治方面,学术方面,都感到统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统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识之中。这时候抬出一个造字的圣人,实在是统一文字的预备工夫,好教人知道“一个”圣人造的字当然是该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一”是“专一”的意思,这儿只说仓颉是个整理文字的专家,并不曾说他是造字的人;可见得那时“仓颉造字说”还没有凝成定型。但是,仓颉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释,“仓颉”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许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义;古代用刀笔刻字,文字有“书契”的名称。可能因为这点联系,商契便传为造字的圣人。事实上商契也许和造字全然无涉,但这个传说却暗示着文字起于夏商之间。这个暗示也许是值得相信的。至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始见于《说文序》。“仓颉造字说”大概凝定于汉初,那时还没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说文序》所称,显然是后来加添的枝叫了。
识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礼•保氏》说**子弟八岁入小学,先生教给他们识字。秦以前字体非常庞杂,**子弟所学的,大约只是官书罢了。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他也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国书,别体渐归淘汰,识字便简易多了。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渐渐注重一般的识字教育。到了汉代,考试史、尚书史(书记秘书)等官儿,都只凭识字的程度;识字教育更注重了。识字需要字书。相传*古的字书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这部书已经佚去,但许慎《说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称为“大篆”,字体种小篆差不多,和始��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简直一样。所以现在相信这只是始皇以前秦国的字书。“史籀”是“书记必读”的意思,只是书名,不是人名。
始皇为了统一文字,教李斯作了《仓颉篇》七章,赵高作了《爰历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学篇》七章。所选的字,大部分还是《史籀篇》里的,但字体以当时通用的小篆为准,便与“籀文”略有不同。这些是当时官定的标准字书。有了标准字书,文字统一就容易进行了。汉初,教书先生将这三篇合为一书,单称为《仓颉篇》。秦代那三种字书都不传了;汉代这个(《仓颉篇》,现在残存着一部分。西汉时期还有些人作了些字书,所选的字大致和这个《仓颉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还存留着。《仓颉》残篇四字一句,两句一韵。《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两句一韵;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没有说解。这些书和后世“日用杂字”相似,按事类收字——所谓分章或分部,都据事类而言。这些一面供教授学童用,一面供民众检阅用,所收约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书。
东汉和帝时,有个许慎,作了一部《说文解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字书。经典和别的字书里的字,他都搜罗在他的书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鲁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书”及张仓所献《春秋左氏传》的字体,大概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许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将九千字分属五百四十部首。书中每字都有说解,用晚周人作的《尔雅》,扬雄的《方言》,以及经典的注文的体例。这部书意在帮助人通读古书,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汉的字书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让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现在我们要认识商周文字,探寻汉以来字体演变的轨迹,都得凭这部书。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义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义的,以前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说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说是书里也搜罗了古器物铭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汉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当时也不会有拓本,那些铭文,许慎能见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书里还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间书,再古的可以说是没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时有了好些金石图录考释的书。“金”是铜器,铜器的铭文称为金文。铜器里钟鼎*是重器,所以也称为钟鼎文。这些铭文都是记事的。而宋以来发见的铜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两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划时代的。甲是龟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钻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纪录。这称为甲骨文,又称为卜辞,是盘庚(约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文字。这大概是*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说文》里所谓“古文”,还有籀文,现在统统算作古文字,这些大部分是文字统一以前的官书。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铸”的。铸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铜。古代书写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铸”外,还有“书”和“印”,因用的材料而异。“书”用笔,竹木简以及帛和纸上用“书”。“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简*多,战国才有帛;纸是汉代才有的。笔出现于商代,却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简、帛、纸,都容易坏,汉以前的,已经荡然无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初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号,指示那无形的事类,如“*”(上)“*”(下)两个字,短画和长画都是抽象的符号,各代表着一个物类。“*”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这“上”和“下”两种关系便是无形的事类。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点,指乐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会意”,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为一个字,这一个字的意义是那几个字的意义积成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等。四是“形声”,也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但一个字是形,一个字是声;形是意符,声是音标。如“江”“河”两字,“*”(水)是形,“工”“可”是声。但声也有兼义的。如“浅”“钱”“贱”三字,“水”“金”“贝”是形,同以“戋”为声;但水小为“浅”,金小为“钱”,贝小为“贱”,三字共有的这个“小”的意义,正是从“戋”字来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都是造字的条例;形声*便,用处*大,所以我们的形声字*多。
五是“转注”,就是互训。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意义全部相同或一部分相同,可以互相解释的,便是转注字,也可以叫做同义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却都可以“转注”。同义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语言演变的缘故。六是“假借”,语言里有许多有音无形的字,借了别的同音的字,当作那个意义用。如代名词,“予”“汝”“彼”等,形况字“犹豫”“孟浪”“关关”“突如”等,虚助字“干”“以”“与”“而”“则”“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义是“发号”,借为县令的“令”,“长”本义是“久远”,借为县长的“长”。“县令”“县长”是“令”“长”的引申义。假借本因有音无字,但以后本来有字的也借用别的字。所以我们现在所用的字,本义的少,引申义的多,一字数义,便是这样来的。这可见假借的用处也很广大。但一字借成数义,颇不容易分别。晋以来通行了四声,这才将同一字分读几个音,让意义分得开些。如“长远”的“长”平声,“县长”的“长”读上声之类。这样,一个字便变成几个字了。转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条例。
象形字本于图画。初民常以画记名,以画记事,这便是象形的源头。但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这是“名”,“名”该只指声音而言。画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与“字”都是通称;分析的说,象形的字该叫做“文”,“文”是“错画”的意思。“文”本于“名”,如先有“日”名,才会有“日”这个“文”;“名”就是“文”的声音。但物类无穷,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声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为数字,后世用四声分别,古代却用偏旁分别,这便是形声字。如“*”本像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帜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语言中与“*”同声,却无专字,便都借用“*”字。后来才加“月”为“期”,加“*”为“旗”,加“鹿”为“麒”,一个字变成了几个字。严格地说,形声字才该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渐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画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其实都可以说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点,表明刃在那里。这样,旧时所谓指事字其实都可以归入象形字。象形还有会合作用,会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子,表示一个意义;那么,旧时所谓会意字其实也可以归入象形字。但会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该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声字,是文字发展的逻辑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种字都已经有了。这里所说的程序,是近人新说,和“六书说”颇有出入。六书说原有些不完备不清楚的地方,新说加以补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后只是书体演变的时代。演变的主因是应用,演变的方向是简易。始皇用小篆统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隶书”。当时公事忙,文书多,书记虽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书,却不免写得草率些。日子长了,这样写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看的。这种字体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汉末,才渐渐变了,椭圆的变为扁方的,“敛笔”变为“挑笔”。这是所谓汉隶,是隶书的标准。晋唐之间,又称为“八分书”。汉初还有草书,从隶书变化,更为简便。这从清末以来在新疆和敦煌发现的汉晋间的木简里*能见出。这种草书,各字分开,还带着挑笔,称为“章草”。魏晋之际,又嫌挑笔费事,改为敛笔,字字连书,以一行或一节为单位。这称为“今草”。隶书方整,去了挑笔,又变为“正书”。这起于魏代。晋唐之间,却称为“隶书”,而称汉隶为“八分书”。晋代也称为“楷书”。宋代又改称为“真书”。正书本也是扁方的,到陈隋的时候,渐渐变方了。到了唐代,又渐渐变长了。这是为了好看。正书简化,便成“行书”,起干晋代。大概正书不免于拘,草书不免于放,行书介乎两者之间,*为适用。但现在还通用着正书,而辅以行草。一方面却提倡民间的“简笔字”,将正书行书再行简化;这也还是求应用便利的缘故。
《周易》第二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习;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笔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

序
《说文解字》**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以小说家的笔法向读者展示国学的趣味,以大师的专业细述国学的全貌,以百科全书般的博学传授国学典籍的学习方法,以画册般的精美**读者走进汉字书写的奇妙世界;
·朱自清·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钱穆·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