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金融政策与管制周期
对市场经济学家来说,解释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动荡是一个挑战。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的二百多年,保守的经济学家一直宣称,没有**计划、政府基本上不干预供求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效率和*可靠的经济制度。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汇率危机、股市崩溃和严重的通缩开始在世界各国蔓延。在捕捉到这个时期的绝望时,主管国际事务并以直言著称的前日本财务省次官榊原英资(Eisuke Sakakibara)就断言,存在“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危机”。毫无疑问,一些人已经开始把自由市场模式看做是一种无效的经济范式。
确切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的形势就开始恶化了。仅仅几年前,人们还一直听到,下一个世纪(意指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经济的衰退让通常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有些摸不着头脑;老练的职业投资者们也成了亚洲发生的系列危机的受害者,起初是日本危机,其次是东南亚危机,再后来是韩国危机。
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上一直备受瞩目。1990年1月,随着日本股票市场突然下跌,日本经济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日本的房地产部门和银行部门处于几乎破产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的整整10年,日本都处于不同程度的经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也经历了一个特有的政治动荡时期,首相的更迭比一场音乐会中演员的更换还要频繁。随着经济困难越来越严重,充满怨恨和失望的政客们开始指责外来因素。
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3年,中欧**也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79年,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决定开始建立一种称为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即汇率机制)。汇率机制用来促进欧洲内部汇率的稳定,并以此推进其长期孕育的单一欧洲货币计划。然而,它却酿成了两场惊人的货币危机(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和几十次的汇率重估。
1994年12月,墨西哥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距离其新总统厄尼斯特·塞迪略(Ernesto Zedi11o)宣誓就职的日子只有20天。在此之前,墨西哥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比索以一种渐进的、可控的方式贬值。不难发现,给墨西哥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的比索危机,与两年半之后发生在东南亚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在金融机制方面,东南亚货币危机几乎与墨西哥比索危机完全相同。此外,墨西哥1995年接受美国紧急金融援助,也为10年后发生危机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奠定了理论基础。
投资者们认可的20世纪90年代大部分年份的亚洲投资前景极其简单。日本几十年显著的经济增长将是亚洲的灯塔,为所谓的四小虎**即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照亮了繁荣之路。通过在东南亚和韩国重演的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史,投资者都把这些**看做是他们致富的机会。在把资金有远见地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之后,人们认为把资金投向四小虎**,将是*明智韵选择。
1994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一篇广为传诵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 的文章里对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提出了异议。正像他本人指出的那样,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的经济增长将逐渐趋缓。但是,据我们所知,克鲁格曼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能预见亚洲将遭受一系列剧烈的经济混乱。不过,克鲁格曼的结论也被应验了。在1994年,亚洲的增长已经开始成为过去时。
1997年夏天,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了。亚洲的新兴市场经济**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经济混乱之中。当泰国在1997年7月2日被迫使泰铢浮动时,一连串危机开始了。当时,观察家评论说,某种以前不知道的且具高度传染性的经济瘟疫在亚洲大陆蔓延。它迅速传遍了这个地区,给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请求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金融援助。
1997年10月,香港股市急剧下滑,第二轮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了。为了维持港币香港不久将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谣言开始散播。在两个月里,韩国就成了外汇危机的下一个受害者,这场危机以股市缩水和银行恐慌而告终。韩国请求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百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勉强避免了全国性破产。
政治领域随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泰国和韩国,政府进行了改选。在印度尼西亚,实行三十多年铁腕统治的苏哈托也被迫在危机中下野。在马来西亚,尽管**的经济已近乎全部崩溃,但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仍成功地维持了统治,不过,他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去稳定经济,其中包括对一个攻击他的**的国际阴谋集团发表愤怒的谴责。
1998年8月,俄罗斯拖欠到期国债和卢布贬值同时发生。当卢布被允许浮动后,它急速贬值到几乎毫无价值的地步。而此前许多参与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国际投资者,都通过与俄罗斯银行签署了远期外汇合同来对冲卢布贬值的风险。
对那些投资者来说,不幸的是,当政府拖欠俄罗斯银行的债务时,俄罗斯银行也都拒绝执行远期卢布合同。俄罗斯拖欠债务的冲击波,导致了许多金融事件的发生,以致在遥远的拉美都受到牵连。北美股市和债券市场的剧烈波动接着发生了。随着一个非常**的美国投资公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TCM)的戏剧性破产,冲击波达到了高潮。
1998年9月,马来西亚反复无常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兴奋地宣布,他已经终止了林吉特的外汇交易,并且对试图退出马来西亚的国际游资施加了资本控制。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把整个东南亚危机归咎于货币投机者,特别是**的对冲基金管理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1999年1月,巴西货币遭受了一次巨大的贬值。此外,在它的一个地方政府拒绝定期偿还欠**政府的债务后,巴西的金融市场开始暴跌。紧接着厄瓜多尔国内也出现了货币危机。厄瓜多尔是**个拒绝偿还布雷迪债券的**,并借此巩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布雷迪债券是以前美国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命名的。在20世纪80年代,该债券开始被用于减轻发展中**面临的沉重债务。
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中的焦点。对于这混乱的10年的大体情形,可以这样概括:欧洲部分地区、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遭受了货币危机、股市崩盘、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主权**拖欠绩务,经济混乱导致了政治动荡。可以理解的是,全球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质疑的问题通常都是错误的。
金融政策分析
本书主要关注金融政策分析,作者把这个术语狭隘地界定为,政府首脑、**银行行长和主管外汇市场与资产市场的财政部长指导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活动。做金融政策分析,首先需要考虑官员们打算实现的目标。其中,有些目标是有价值的,而另一些则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还可能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损害。
一个**做出的*重要的金融政策决定就是为其货币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正像本书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许多固定汇率制度都不能实现维持货币市场稳定的既定目标。相反,固定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剧烈的宏观经济波动。有些固定汇率制度是成功的,但是大部分都已经在惊人的危机中结束了,例如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泰国的泰铢危机、印度尼西亚的卢比危机、俄罗斯的卢布危机和巴西的里亚尔危机。
金融政策无意的或者间接的影响更加复杂,更难以判断。金融政策可能会有深远的影响,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有害的。在1994~1995年问。美国、德国和日本试图联手阻止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跌。为了扭转美元下跌的局面,这个俗称三国集团(G3)的组织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后,美元在1995年4月跌到低谷。麻烦的是,当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他的德国及日本伙伴向世界宣告“强势美元”符合每个**利益时,亚洲正在积累大规模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实际上,亚洲**已经为美元的潜在升值承受着相当大的风险。对本币而言,一旦美元开始升值,亚洲各国的美元债务的严重性就会被明显放大。在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廉价出清方面,外币计价的债务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三国集团的强势美元政策成功地影响了汇率,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应对此后发生的亚洲的金融危机负一定责任。
有时,金融政策会在执行环节出现问题。在1995年罗伯特·鲁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后不久,他就开始采取联合外汇干预措施去支持美元。这场干预一开始,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发表电视讲话,抨击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想使财政赤字爆炸”。一开始美元对马克和日元升值;但在市场领会了总统的讲话之后,美元就开始迅速贬值。当总统指责国会在财政上是不负责任时,人们很难对美元的前景看好。此后,鲁宾的干预显示了更多的是他以前在华尔街职业生涯中学到的货币交易技巧。
1985年,当由法国、西德、英国、日本和美国5个工业化**组成的五国集团(G5)的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联合策划了广场协定来干预外汇市场,以降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时,在执行金融政策过程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技术错误。广场干预因他们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会面而得名,这是自1973年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浮动以来,各国**银行**次大规模地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这次技术错误在于:五国代表没有根据他们的货币市场干预计划,达成一份必要的共同协议(在第二章将具体说明),来协调现行的货币政策。在随后各章我们会看到,1997年的亚洲货币危机在执行金融政策过程中所犯下的严重技术错误更多。
金融政策也可以以资产市场为对象。日本一直致力于阻止政府债券市场价格的下跌。在写作本书时,伴随10年的经济停滞,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从10年的经济衰退中,当局看到了日本的潜在未来。他们感到,设法提高债券收益应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们积极采取复杂的策略去支持其债券市场,包括运用反常规的办法,即让政府及其代理机构在债券流通市场上购买它们自己的债券。金融政策针对资产市场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香港。1998年8月,为了支持本地股市,香港当局破例进行了直接干预。这种做法与香港作为自南市场经济堡垒的长期传统显然是相矛盾的。
美联储也因应对美国股市波动的做法而知名。从这一角度来看,适度的(干预)应对未必就是一件坏事。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因果断处理了1987年股市下跌的危险局势而备受称赞。格林斯潘向这个**的银行提供了大量资金,以防止它们切断对经纪人团体的信用贷款。美联储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股市恐慌的恶性传播,而他们没有借助直接稳定股票价格这种出格的做法就达到了目的。
此外,在1998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还毫不迟疑地决定亲自介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事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鼓励(或许可以说是强迫)一群已经借钱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接管这家公司。与此同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多次降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降幅达75个基点,或0.75%。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就消失了。美联储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了这种危机形势还不清楚。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要不是政府的迅速干预,一家私人投资管理基金公司几乎就会毁灭整个国际金融制度。
广义的金融政策分析也许还包含对经济决策所涉及领域的分析。例如,财政政策,包括一个**实行不同的税法。1997年4月,当日本决定提高它的国民销售税时,它犯了一个决策性错误。当时首相桥本龙太郎的批评者认为,其提高税收的主张应对阻碍日本经济的初步恢复负重大责任。在政治上,提税政策也没有给桥本龙太郎带来多大好处,因为全体选民都非常憎恨他提高税收的政策。他的自由民主党在1998年7月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桥本龙太郎承担了责任并迅速辞去了首相职务,但推动提税的财务省的官僚们却依旧稳稳地坐在他们的位子上。
反市场情绪的增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3年法文版的《货币通论》的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法郎贬值,财政部长就武断地认为,事情不是经济因素导致的,而应归咎于出现在证券交易大厅中的外国人以及有害的、恶性的投机因素。”这简短的两句话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正如凯恩斯所预见的那样,有人将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都归咎于基本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原因,许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部长们都对其国内经济政策避而不谈;而也许正是他们的政策失误导致了欧洲、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出现了可怕的经济梦魇。反过来,他们却让国际货币制度成为他们决策失误的替罪羊,认为问题就出在自由市场制度本身。
有人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对资本跨国流动不做任何限制的经济制度里的自然现象。按照这种观点,当资本市场缺乏管制并且实行自由浮动汇率时,外汇市场和固定收益市场的杠杆投机交易就应受到指责。*近,要求重整“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呼声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尽管改革可以涉及国际资本流动,或者大量的与杠杆投资基金有关的非正常交易,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组通常意指外汇市场的改革。至少有两位大国首脑已经期盼这种改革运动。德国总理杰哈德·施罗德说:“日本、欧洲和美国都同意这种改革。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金融架构诞生的前夜。”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承诺:“(对世人来说,现在是时候)采取下一步措施(去构建一个)新的金融架构并完成一项全球性金融制度的长期改革。(这项改革应当包括)减少整个金融制度面对资本快速流动及过量对冲基金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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