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号的焦虑
手术病人,就是说应施手术切除**的那些病人,由于楼下病房的床位不够,也有一部分被安置在楼上,同放射科病人,即规定用放射线疗法或化学疗法**的病人混在一起。因此,每天上午楼上的病房都有两次巡诊:一次是放射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另一次是外科医生看自己的病人。
但2月4日,星期五,是动手术的日子,外科医生没到病房巡诊。而放射科医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汉加尔特,开完碰头会以后,也没有马上去巡诊,只是走到男病房门口,往里面瞧了一眼。
汉加尔特医生个儿不高,但很苗条。她之所以让人觉得十分苗条,是因为她的腰身特别纤细。她那按老式样在脑后盘成髻子的头发,比黑色浅些,但比褐色深些,也就是有人主张采用“栗色女郎”一词来形容的那种颜色,其实可以称做黑褐色——介乎黑色与褐色之间。
艾哈迈占看见了她,高兴地向她直点头。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读一本大书,这时正好抬起头来,从远处向她行了个礼。她朝他俩微微一笑,并举起一个指头,像人们告诫孩子那样,让他们在她离开之后安静地待着。她随即闪开门口,走了。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与苦难相伴的民族,20世纪的俄罗斯更是苦难深重。或许,上帝的这种“恩赐”反倒滋养了俄罗斯作家所特有的体验苦难的勇气。于是,在这片人的生命异常脆弱的土地上,反倒时常响起深沉的自由之声和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正是这样一位于艰难岁月中执著于内心沉重的精神使命的苏联作家。
1970年,索尔仁尼琴成为继布宁、帕斯捷尔纳克和肖洛霍夫之后第四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如同他的前辈——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一样,瑞典**学院的青睐令苏联当局尴尬不已,这也注定了数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将不得不像当年的布宁一样,怀着对俄罗斯故土的深深眷恋,成为一名漂泊的诗人。
无论索尔仁尼琴的获奖存在多么大的争议;无论他的获奖背后是否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瑞典**学院的授奖辞准确精当地道出了这位苏联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的联系:“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
俄罗斯文学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之所以有独特的感染力,盖因这种道德力量的获得必须以作家的良知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为基础;必须以作家敢于承受生活之苦难,于苦难中体验生命与自由之真谛为前提。因此,这种道德力量的获得必须以作家强烈的使命感——所谓“弥赛亚”意识为保证。回顾索尔仁尼琴的艺术人生,可以看到,他的确是这样一位极富使命意识���纯粹俄罗斯作家,一位饱尝了生活之苦的探寻者。而蕴涵在他的苦难意识之下的,是他对俄罗斯祖国深深的眷恋。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1918年。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去世。作为白军军官的儿子,索尔仁尼琴与其母亲在惊恐不安中过着艰辛贫困的生活。家庭氛围的熏陶使索尔仁尼琴自幼养成了对东正教的虔诚。从九岁开始,索尔仁尼琴便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在大学里,索尔仁尼琴就读的是数学物理系,但缪斯的神灵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文学创作始终是他心灵的慰藉。
读大学期间,索尔仁尼琴也曾受时代的影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作为一名有着独立思考精神的年轻人,他还是对斯大林时期里诸如残酷的“大清洗”、狂热的**崇拜等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精神为他将来深入地批判**乌托邦主义奠定了基础。
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战争期间,他并没有停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正是这个致命的“弱点”使他饱尝了近二十年的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折磨,经历了真正苦难的洗练,而这非凡的历程却也赋予了他的文学创作以深沉凝重的苦难意识和对人性的呼唤。1945年2月,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由于上级发现了索尔仁尼琴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有大量的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索尔仁尼琴立即遭到逮捕,被解押回莫斯科,关在了**的卢比扬卡监狱里。他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根据刑法第58条,获刑八年。
在八年多的服刑期间,索尔仁尼琴经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劳改营生活,其中既有专门关押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的特种监狱(即所谓“乐园群岛”),也有地处偏远地带的普通劳改营。仿佛缪斯的神灵保佑着蒙难.的索尔仁尼琴,他竟然两次逃脱了癌症的魔掌,以异乎寻常的意志力活了下来。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他将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1953年3月,索尔仁尼琴刑满释放。仿佛是命运的捉弄,斯大林也恰恰在这个月里去世了。索尔仁尼琴似乎嗅到了微弱的春天的气息,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文学创作之中,力求用文学的语言将他所亲历的人民之苦难记录下来,留给世人。1956年,就在苏联“解冻”开始前夕,索尔仁尼琴被彻底恢复了名誉,他也逐渐进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他陆续完成了**部长篇小说《**圈》、短篇小说《Ⅲ-854号》(即后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剧本《坦克了解真相》、《你心中的光明》等等。
新的社会政治氛围的到来,使索尔仁尼琴产生了欲把手稿公布于众的想法。于是,他便托人将短篇小说《Ⅲ-854号》交给了当时思想颇为开明的《新世界》杂志。1962年,在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建议下;小说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为名发表。小说发表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而在当时的苏联,该小说则引起了评论界广泛的关注。赞扬者有之,贬斥者亦有之。应该说,小说引起轰动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作者是**位触及劳改营题材的苏联作家;另一方面,该作品又恰好迎合了当时苏联国内对斯大林年代进行反思的政治气候。可以说,作品固有的反乌托邦性与当时苏联从*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普通百姓的普遍政治情绪发生了某种契合,尽管这一契合是暂时的。客观而论,特殊的“政治机遇”只是一个方面,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亦是小说取得轰动效应的重要因素。小说写的是劳改营里**的生活,是劳改营里普通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在这个“普通的”、“顺利的”,且“心满意足的”**里的感受。但作品不是一部回忆录的一个片断,而是一部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简洁而锐利的作品。仅仅通过对劳改营里平凡的**的描述,作者表达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人的痛苦。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全都浓缩在这短短的、平淡的**之中了。这是一部内涵厚实的佳作,作家摈弃了一切表象的外在修饰、以朴素的写实手法,达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显示出作家厚实’的艺术劝力。老一辈作家西蒙诺夫说得对:“小说的题材是同如此骇人的、、血迹斑斑的创伤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创伤只有同热衷于描写恐怖与刺激的文学毫不相干的伟大艺术家才能够真正地加以描写。.也只有对苏维埃**的人民怀着无限的爱,对他们的道德力量具有无限信心的艺术家,才能够将这种题材提升到真正的高度”。的确刊、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的艺术感染力根植于隐藏在作品字里行间的作者对人民的深沉的爱。这种爱具有高度的人道虫义情感。这是一部严格的现实主义之作,劳改营里的生活画面碍以客观的表现,作者似乎很少考虑表现的形式,且尽可能地“隐藏”起来,让生活的事实,让生活画面中人们的思想、感受来说话。然而,正如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所言,正是因为作者“很少去考虑形式,因此作品才充满了内在的优点和力量”。这内在的力量便是人道主义精神。作品对历史的深刻而严峻的反思,对社会历史的颇具穿透力的表现,都源于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索尔仁尼琴正是本着这种人道主义情感,表现了劳改营中失去自由之人的悲惨境况。索尔仁尼琴以朴素而有力的语言,暗示人们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力量剥夺了人们做人的尊严;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对人的信任几近丧失。评论家迪姆希茨曾评论说,“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本痛苦的和否定的书,它也是一本同情人和尊重人的书”。俄国文艺批评家皮萨烈夫曾这样评价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人的天性竟是如此的丰满、有力和瑰丽,即使它是在*叫人感到愤怒的丑恶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身的清白和自身的美”。在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近似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笔下,我们会不禁又想起皮萨烈夫的这句名言。
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是索尔仁尼琴**部获得成功的作品。小说发表后的第二年,他便加入了苏联作家协会。索尔仁尼琴作为作家的知名度也随着小说的发表而日益提升。而作家对苏联人民苦难历程的精神体验,对人性的感悟也日益深入。他陆续完成了《**圈》、《癌症楼》、《古拉格群岛》、《红轮》等长篇巨著和《玛特辽娜的院子》等短篇小说,继续着他对人民之苦难的关注。 长篇小说《**圈》的创作始于1959年,是作家根据其40年代末的自身经历写成的。一座关押着科技人员的特别监狱俨然成了一个特殊的科研所。由于这里的条件相对较好,因而作家以但丁《神曲》里的《地狱篇》中所描写的较为“宽忍”的“地狱**圈”来给作品命名。作家记述了1943年三天里的事件。关押在这里的科学工作者都将注定要在这里毁灭,成为“历史旋涡的牺牲品”。作家通过对这些特殊犯人被捕、判刑的经过的描述,以真实感人的写实主义手法,表现了特殊时期对人才的迫害,对人性的摧残。
虽然索尔仁尼琴在加入了作家协会之后,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但随着苏联“解冻”思潮日渐式微,苏联国内的社会氛围日益紧张。这预示着摆在索尔仁尼琴面前的将是一条更加坎坷曲折的艰难道路,他将再次面临着精神与肉体的痛苦折磨。果然,长篇小说《**圈》、《癌症楼》等作品均无法在苏联公开出版。然而,作为一名富有使命感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土地深厚真挚的眷恋使他无法面对祖国和人民的蒙难而沉默不语。索尔仁尼琴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抗争。在1967年5月召开的苏联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索尔仁尼琴散发了自己的公开信,控诉了几乎成为克格勃帮凶的作协。这封公开信得到了相当一批作家的支持,并很快在西方报刊上发表,而这也进一步加速了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处境的恶化。但是,纵然作品不能发表,可他依然要继续写作,写出俄罗斯土地所蒙受的苦难,写出苦难之中的俄罗斯人民那不朽的人性之闪光。鸿篇巨著《古拉格群岛》便是在这样一种极为艰难的环境下完成的。从1958年至1968年这长达十年的创作过程中,索尔仁尼琴凭藉着他的勇气与使命感,在极为恶劣的写作环境中(他必须不断地躲避克格勃的监视,以免手稿被抄走),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关于苏联人的苦难史。一个深爱着俄罗斯土地的作家,却不得不在这本书里说:“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糟糕的事”。这本书以纪实性的笔法,详细地记录了苏联劳改营的生活。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本书不像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也自称它是“文艺性调查初探”,但其间灌注着的作家对人的痛苦、人民的苦难的深切体察,具有了强烈的震撼心灵的力量。这种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无疑使该作品具有了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尽管它没有虚构的情节和人物。索尔仁尼琴在书中说,“如果有读者期待这本书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揭发,那就请他在这里合上吧”。的确,这是一本讲述20世纪苏联人心灵的苦难史的书,作家赋予该书的是一种超越了政治层面的对人的精神之苦难的观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作品对民族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尽管索尔仁尼琴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当代斯拉夫主义者,具有比较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其思想中东正教色彩较浓。但是,在他对**乌托邦主义的深刻批判中,这种比较狭隘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情绪有时会被另一种更具现代民主意识的自由思想所超越。如果说在《玛特辽娜的院子》里还隐约有一点东正教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的话,那么在《古拉格群岛》中,作为东正教信仰者的索尔仁尼琴则完全在以一套现代启蒙思想的话语来消解**乌托邦主义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已为人类共通的现代自由思想所取代。
1968年,嗦尔仁尼琴终于完成了《古拉格群岛》这部巨著,并且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下来。同年,该部巨著的俄文版在英国、意大利等西方**问世。1973年,法文版问世。
长篇小说《癌症楼》写于1963至1969年。小说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传性。索尔仁尼琴根据自已在流放时**胃癌住院期间的感受,构思并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索尔仁尼琴选择了“癌症楼”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空间:不同性格、不同年龄和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被作家放置于癌症之死神面前加以灵魂的拷问,从中探讨着人性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小小的癌症楼在作家的笔下成为30至50年代初苏联社会的缩影,这里的人们在经受着病痛的折磨的同时,亦承受着那个扭曲的时代带给他’们的精神戕害。小说主要凸显了鲁萨诺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两个思想观念针锋相对之人。 鲁萨诺夫是一个思想僵化的特权人物,这个秃头、戴眼镜、衣着考究的“上层人物”,从来都是靠着文件和指令生活着,从来未曾有过个人的独立思想,成为一个为政治所异化了的“工具”。而斯大林时代不正常的社会氛围恰恰滋养了鲁萨诺夫这样的“政治动物”。靠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投机,鲁萨诺夫踩踏着无辜人的身躯青云直上,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上层人物,过上了有私宅和汽车的优裕的特权生活。然而,“解冻”气息的临近,使这个被异化的“政治动物”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整日与噩梦相伴。而这个一贯掌握着他人的命运并为此而获得巨大的心理满足的长官,却也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他的特权并不能保佑他避开癌病**的光顾。他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被送进了标明“13”号的癌症楼。“13”这个不祥的数字令他反感,而*让他气恼的是,在病房里他竟然没有享受到特殊待遇。在癌症楼里,这个曾一度趾高气昂、霸道成性的“上层人物”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在癌症楼这个临近死神的特殊场所里,似乎死神要让这些在病魔掌控之下的人们摆脱外面世界的一切不公平的境遇。鲁萨诺夫虽然心有不甘,但他的咆哮、威胁均无济于事。在这个卑劣人物身上,包含着索尔仁尼琴深刻的艺术隐喻。鲁萨诺夫的人性的扭曲,如同他身上的绝症一样,正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顽症。
与鲁萨诺夫相对立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土地测量员虽其貌不扬,但生活的磨难赋予了他坚毅豁达的性格。在这个人物身上或多或少有着作家自传的特性。战争、劳改、流放,十四年的坎坷经历剥夺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爱的权利。而刚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了接触异性的机会,癌病又降临到他的头上。然则对爱的渴望赋予了他蓬勃的生命意识。与实习医生卓娅和医生薇拉两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尤其是对薇拉的诚挚的爱,给了他生的欲望与能力。顽强的生命意识使他终于从死神的魔掌中逃了出来。科斯托格洛托夫奇迹般的获得新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具有象征意味的结尾暗示出作家对爱和真正道德的追求。这种在残酷环境中对爱与道德的渲染,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长篇小说《癌症楼》是索尔仁尼琴小说创作中艺术特色较为鲜明的一部作品。小说中,象征与隐喻的运用、时空的紧凑压缩,以及对人物心理、精神世界的多种手段的展示和挖掘,均显示出索尔仁尼琴作为**流作家的艺术创作功力。正是在他独具匠心营造出来的这个独特的艺术时空里,作家深入地思考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表现了在那个荒唐年代里人性的扭曲,同时亦表达了对真正人性美的呼唤。这部艺术水准颇高的小说同样未能及时地与苏联读者见面。1970年在巴黎出版了俄文本,在西方世界立即引起了轰动。
随着《癌症楼》、《**圈》等作品在西方的问世,索尔仁尼琴迅速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而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对他的批判则愈来愈激烈。“反苏分子”、“叛徒”等罪名被一一扣在了索尔仁尼琴头上。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74年,就在《古拉格群岛》在巴黎出版后的第二年,他以叛国罪被第二次逮捕,次日,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强行将他押上飞机,将他驱逐出境。这位深爱着俄罗斯土地和人民的作家,不得不承受着离开故土,独自漂泊他乡的被放逐的精神痛苦。这种与故土诀别的痛苦,对于任何一个怀有深深的俄罗斯之恋的俄罗斯作家来说,都是*残酷的精神折磨。
流落到西方以后,索尔仁尼琴依然延续着他对俄罗斯人民苦难的执著思考,以此来慰藉他心中对故土的眷恋。卷帙浩繁的巨著《红轮》和自传《牛犊顶橡树》便是他在国外思考俄罗斯悲剧性命运的思想结晶。1990年,在文学的“回归”热潮中,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终于回归了祖国。1994年,年近八十高龄的索尔仁尼琴也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漂泊生活,回到��故乡俄罗斯。对于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这该算是*大的欣慰了。 “我的罗斯/我们将同受煎熬?”勃洛克的这句诗不仅仅是这位年轻诗人的心声,它也是以索尔仁尼琴等人为代表的整整一代饱尝苦难的俄罗斯艺术家的心声。品读《癌症楼》,当能从那沉重的文字间感受到索尔仁尼琴的苦难意识,以及莱蒙托夫式的对俄罗斯祖国“奇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