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华文化多样化发展和文化**转移的地理前提
地理环境通过物质生产及其技术系统等等中介,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时,就有必要从文化赖以发**展的地理背景的剖析入手,并进而探讨中华地理背景的诸特征与中华文化诸特征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因此,以下我们对中国地理环境的具体分析,都不是从纯地理学眼光出发,而是从地理学与文化学相交融的视角**开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文化地理学角度”。
一、中华文化拥有一个较之其他古文化更为辽阔的发展基地
中华民族栖息生养于北半球的东亚大陆,在这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出独具风格、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壮剧。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
埃及文明滋生于尼罗河**瀑布(今阿斯旺附近)下游。其中被称作“下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面积约有二万四千平方公里,加上被称作“上埃及”的一千多公里长的狭窄河谷平原,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域共计不超过四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因尼罗河泛滥而凝集的沃土以东,是地势高峻起伏的东部沙漠,以西是浩瀚无际的利比亚沙漠(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埃及人创造辉煌的古代文化,主要依托于那片被大海和沙漠围护着,由尼罗河所滋润的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称埃及为“尼罗河的赠礼,埃及文化乃是尼罗河的恩赐,埃及是尼罗河的女儿”。
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轫于两河流域上游的扇形山麓地带(今土耳其东南部与伊拉克交界处),以后,受到干旱威胁的人们为寻求饮水和灌溉之便,进入底格里斯一幼发拉底河河谷,开垦两河流域中下游平原。在两河流域以东,是险峻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干燥的伊朗高原,以西是叙利亚沙漠。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得以繁衍的区域,大体限于两河流域适宜农耕的几万平方公里,加上地中海东岸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滨海地区,组成所谓的“肥沃新月带”,比埃及文化依托的尼罗河河谷及三角洲面积较为阔大,但格局终究有限。
希腊文化起源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滨海小平原。在这些被崇山峻岭所包围的面对海洋的土壤贫瘠的小平原上,形成若干个面积数百至数干平方公里,人口几千到几万的城邦,其中的泱泱大国如雅典,极盛期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五万。由于负山面海,**狭窄,向海外展拓成为希腊诸城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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