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学画,大多是从水彩画起步的。我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陆宇飞先生,是一位**的水彩画家。在简陋而狭小的学校,他设置了美术教室,举办了师生美术展览。特别可贵的是,每到**,他就带我们到郊外作水彩写生。这段时间形成了我对自然、田园、乡土的热爱,养成了我写生的习惯,培养了我对控制水份的敏感和初级技能。初中毕业后我考入**美院附中。那时全面学习苏联,画水彩静物是长期作业。老师要求尽可能画得准确,将素描关系、色彩关系都画到位。我翻来覆去地画,有时不惜把画画得脏兮兮的,一反水彩画的轻快透明。这样坚持的结果是受到了很实在的锻炼,很有好处。考入美院后,有次我请董希文先生看我在乡下的写生,他对我说,你不要画水彩了,你要画水粉画,把色彩关系画够,色彩画得饱和,对你的油画创作更有用。又说,水粉画搞得好,就像瓷器碰瓷器那样,叮叮咚咚的。那些年,董先生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作了大量极为精彩的水粉写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从此我告别了水彩,但是我的水粉画是从水彩画发展起来的,我本能地重视水份的运用,这是和别人不同的。
我的水粉写生主要作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大量作品画于文革期间。文革中后期,“急风暴雨的**斗争”、“红海洋”、“扫四IH”,昆明的两次大武斗,“划线站队”、“清队”等一浪接一浪的狂潮已过去或已到了强弩之末,我终于有时间下乡作画了。实际上,文革中,甚至在武斗的枪声中,我还躲在翠湖的一个枪打不到的死角作画。但到了乡下,到了大自然中,到了那些淳朴的兄弟民族中,我才能把文革的那些框框套套,把“**斗争为纲”,把“样板戏创作经验”远远甩在一边。无疑,我的这些画是对“文革”的一种消极对抗,是一种寄情山水的“逃避现实”,是在“四人帮”文化专制的缝隙中冒出来的。画这些画,不为出名,也不为卖钱(当时包无此可能),不必“紧跟形势”或讨好什么人,只是为画画而画画,为自己而画画。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突破”,却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画出我之所见、所爱、所感。
广义而言,水粉画可算是人类*古老的画种了。但我们所讨论的,是近代意义的水粉画。其性能特点即由水与粉构成而**。有水则可淋漓挥洒,可渗化,可融可浸,可干可湿;有粉则可使色彩稳沉,饱和,有覆盖力,取得近乎油画的效果。作画可先湿后干,也可先干后湿,可干湿并用,厚薄互补。笔可用水彩笔、中国毛画、油画笔、软硬排刷等,总之,可���化出很丰富的技巧与手法。其色彩表现力强,在风景写生中表现外光,调子可如同油画的表现力;而用水调色,用毛笔挥洒可近乎水墨画之韵味,条件成熟,相对于油画,更易于与民族绘画传统相融合,走出自己的道路。
学院式的教学呆板,刚入附中时看高年级同学下乡归来的写生,多是一堆大同小异的头像,风景不多。附中有画生活速写的好传统,但到了美院,却很少画了,基本上没有风景画教学。课堂教学是枯燥的,只有暑期的下乡实习才能使自己活过来,但如果只是简单地把课堂搬到乡下,又有何益?五六十年代,美术界深受苏联“情节性绘画”的影响,其弊端之一,是将“创作”与“习作”截然分开,在画室里对着模特拼凑出来的才叫“创作”。下乡看不见丰富多彩的生活,画一堆基本练习式的“素材”回来,索然无味。其实,习作与创作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一直认为,只要在精神上、形式上有一定创造性与完整性(不是表现手法的精细与面面俱到),都可称之为创作,而不在于你是在画室完成还是对景作画,也不在于作画时间长短或使用何种材料。凡高、塞尚等印象派诸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对景写生完成的。谁能说不是创作呢?而董希文先生的藏区写生,亦堪称对景创作的典范。
我认为,对景创作与基本练习式,或完全为收集素材而作的写生之不同,首先在于面对对象,不以描摹记录为能事,而以概括表现感受为目的,其精神内涵与画面形象不拘于对象本身。在形式语言上,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如法炮制,而是根据对象的特征,自己的新鲜感受,探索相应的表现手法,故能时出创意,开拓新的可能性。此中,体验、观察、概括、重组、匠意设计、表现刻画,是一次完成的。这样的写生,已是具有独立品格的作品了。
概言之,以即时的感受为基础,以面对的景物为依托,以写生的方式去完成一件作品,这就是我对写生画的基本态度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