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相”与形象化
鲁迅曾说:“我的坏处(是)砭锢弊常取类型。”他的思路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而又将个别人、事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进行剖析与开掘,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看到这一具体人、事所代表、暗示的一种普遍性特征。这就使他的杂文在人事描写上具有了“文学性”、“形象性”特征。在杂文中把人物形象化,是鲁迅杂文的形象性与独特性的表现之一。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对“叭儿狗”的类型的刻画,活脱脱描绘中庸人士的嘴脸,达到一般文学作品难以企及的程度。再如二丑、西崽、奴隶总监、洋场恶少、革命小贩、带头羊、革命工头等形象,与鲁迅小说中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的人物形象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正如鲁迅预言,“杂文这东西”,迟早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
(四)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鲁迅杂文的语言是自由无拘束,而且极富创造力的。一方面,他自由驱使中国汉语的多种句式:或口语与古文言句式相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与反问的相错等,混合着散文和骈文的华美气势,可谓“声情并茂”。另方面,他故意违反规范用语,打破语法规则,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取得了荒诞奇崛的美学效果。有的是故意在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等等。有时是中外、文白词语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其他如名词动用(“国将不国”),故意措词不当,汉英相杂,雅俗混用等等,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鲁迅的杂文语言也达到了“无词的言语”的程度。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这激荡的百年史,对于中国的意义,也许要再过几个世纪才能看得更清。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百年的是是非非,一百年的生生死死,一百年的念念依依,20世纪的中国文学记下了这地覆天翻的巨变,记下了愚昧麻木的魂灵,记下了浪迹天涯的吟唱,记下了悲欢离合的歌哭。
这一百年,中国文学告别了“晓风”、“残月”、“晨钟”、“暮鼓”,代之以“天狗”、“把宇宙吞了”、“太阳向我滚来”;告别了“之乎者也”,代之以“我手写我口”;告别了“惟有圣贤书”,代之以“重新估价一切”;告别了“忠、孝、节、义”,代之以“民主、个性、人道、科学”中国文学全变了!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象到文体,从创作原则到审美理想,中国文学开启并实现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跨越。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跨入现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呢?**学者李泽厚先生认为:“不深入剖解主要代表人物,也难以窥见时代思潮所达到的具体深度。因为有时甚至整个时代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①。同样,不深入地剖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也难以窥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