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闲情的分量》- 买旧书上有路

内容提要

《闲情的分量——周国平品中国古典名作》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部分品宋词,是我2007年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宋人弦歌》所写的序和台词。这一台节目由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在全国各地演了许多场,很受欢迎。篇目和辑题是该公司的老总钱程拟定的,我只做了少量修改和补充。钱程与我素昧平生,他热爱文学,在困境中以宋词自娱,酝酿了这一台节目,托人捎信给我,期望我承担相关的文字工作。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勉为其难,应了下来。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宋词,借此机会得以重温,并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
第二部分品元曲,写作的由头也纯属偶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朋友王菱做一套古典韵文“新赏”的书,元曲部分无人写,找到了我。与上述品宋词不同,这一部分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而评论的文字则不着眼于文学,多是随想式的借题发挥。如此成一册小书,原题《断肠人在天涯——元代爱情人生散曲新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这本小书在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让它在这里再献一回丑。
第三部分是若干篇谈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旧作,曾经收在我的不同集子里,现在汇到了一起。其中,谈阮籍、袁宏道的两篇稍长,也比较系统一些,

文章节选

孔子的洒脱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人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日:“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泼泼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竞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会装傻更妙(“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其本义不是形容愚蠢透顶,而是孔子夸奖某人装傻装得高明极顶的话,相当于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径径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还反对遇事过分谨慎。我们常说“三思而后行”,这句话也出自《论语》,只是孔子并不赞成,他说再思就可以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认孔子是一位够格的哲学家了,因为哲学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一点不洒脱呢?
另一个韩愈
去年某月(编者注:本篇为作者1998年6月所作),到孟县参加一个笔会。孟县是韩愈的故乡,于是随身携带了一本他的集子,作为旅途消遣的读物。小时候就读过韩文,也知道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但是印象里他是儒家道统的卫道士,又耳濡目染“五四”以来文人学者对他的贬斥,便一直没有多读的兴趣。未曾想到,这次在旅途上随手翻翻,竟放不下了,仿佛发现了另一个韩愈,一个深通人情、明察世态的韩愈。
譬如说那篇《原毁》,*早是上中学时在语文课本里读到的,当时还背了下来。可是,这次重读,才真正感觉到,他把毁谤的根源归结为懒惰和嫉妒,因为懒惰而自己不能**,因为嫉妒而怕别人**,这是多么准确。*有趣的是他谈到自己常常做一种试验,方式有二。其一是当众夸不在场的某人,结果发现,表示赞同的只有那人的朋党、与那人没有利害竞争的人以及惧怕那人的人,其余的一概不高兴。其二是当众贬不在场的某人,结果发现,不表赞同的也不外上述三种人,其余的一概兴高采烈。韩愈有这种恶作剧的心思和举动,我真觉得他是一个聪明可爱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人联想起自己的类似经验,发出会心的一笑。
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分兵坚守睢阳,一年后兵尽粮绝,城破殉难。由于城是先从许远所守的位置被攻破的,许远便多遭诟骂,几被目为罪人。韩愈在谈及这段史实时替许远不平,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之将死,其器官必有先得病的,因此而责怪这先得病的器官,也未免太不明事理了。接着叹道:“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这个小例子表明韩愈的心态何其正常平和,与那些好唱高调整人的假道学不可同日而语。
在《与崔群书》中,韩愈有一段话论人生知己之难得,也是说得坦率而又沉痛。他说他平生交往的朋友不算少,浅者不去说,深者也无非是因为同事、老相识、某方面兴趣相同之类表层的原因,还有的是因为一开始不了解而来往已经密切,后来不管喜欢不喜欢也只好保持下去了。我很佩服韩愈的勇气,居然这么清醒地解剖自己的朋友关系。扪心自问,我们恐怕都不能否认,世上真正心心相印的朋友是少而又少的。
至于那篇为自己的童年手足、与自己年龄相近却早逝的侄儿十二郎写的祭文,我难以描述读它时的感觉。诚如苏东坡所言,“其惨痛悲切,皆出于至情之中”,读了不掉泪是不可能的。*崇拜他的欧阳修则好像不太喜欢他的这类文字,批评他“其心欢戚,无异庸人”。可是,在我看来,常人的真情达于**正是伟大的征兆之一。这样一个内心有至情、又能冷眼看世相人心的韩愈,虽然一生挣扎于宦海,却同时向往着“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的隐逸生活,我对此是丝毫不感到奇怪的。可惜的是,在实际上,他忧患了一生,死后仍摆脱不了无尽的毁誉。在孟县时,我曾到韩愈墓凭吊,墓前有两棵枝叶苍翠的古柏,我站在树下默想:韩愈的在天之灵一定像这些古柏一样,淡然观望着他身后的一切毁誉吧。
诗人的执著和超脱——夜读苏东坡
一
除夕之夜,陪伴我的只有苏东坡的作品。
读苏东坡豪迈奔放的诗词文章,你简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艰难的一生。
有**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
“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声称是。在苏东坡的私生活中,*幸运的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以苏东坡之才,治国经邦都会有独特的建树,他任杭州太守期间的政绩就是明证。可是,他毕竟太富于诗人气质了,禁不住有感便发,不平则鸣,结果总是得罪人。他的诗名冠绝一时,流芳百世,但他的五尺之躯却见容不了当权派。无论政敌当道,还是同党秉政,他都照例不受欢迎。自从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后,他两度遭到贬谪,从三十五岁开始颠沛流离,在一地居住从来不满三年。你仿佛可以看见,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他携家带眷,风尘仆仆,跋涉在中国的荒野古道上,无休无止地向新的谪居地进发。*后,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岛,他这个**都离不了朋友的豪放诗人,却被迫像野人一样住在蛇蝎衍生的椰树林里,在语言不通的蛮族中了却残生。
二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苏东坡曾把写作喻作“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完全出于自然。这正是他的人格的写照。个性的这种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泻,在旁人看来,是一种执著。
真的,诗人的性格各异,可都是一些非常执著的人。他们的心灵好像固结在童稚时代那种色彩丰富的印象上了,但这种固结不是停滞和封闭,反而是发展和开放。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跃这一点上,谁能比得上孩子呢?那么,终身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他所获得的新鲜印象不是就丰富得惊人了吗?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似乎在孩子时期一旦尝到了这种快乐,就终身不能放弃了。他一生所执著的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独特的新鲜的感受——美感。对于他来说,这种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富比王公,没有这种美感,生活就索然乏味。贫如乞儿,不断有新鲜的美感,照样可以过得快乐充实。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可是,这个世界毕竟是成人统治的世界啊,他们心满意足,自以为是,像惩戒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惩戒童心不灭的诗人。不必说残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爱情,也常常无情地挫伤诗人的美感。多少诗人以身殉他们的美感,就这样地毁灭了。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
三
美感作为感觉,是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不能超脱的诗人;总是执著于某一些特殊的对象。他们的心灵固结在美感上,他们的美感又固结在这些特殊的对象上,一旦丧失这些对象,美感就失去寄托,心灵就遭受致命的打击。他们不能成为美感的主人,反而让美感受对象的役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大的祸害莫过于执著于某些特殊的对象了。这是审美上的异化。自由的心灵本来是美感的源泉,现在反而受自己的产物——对象化的美感即美的对象——的支配,从而丧失了自由,丧失了美感的原动力。
苏东坡深知这种执著于个别对象的审美方式的危害。在他看来,美感无往而不可对象化。“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如果执著于一物,“游于物之内”,自其内而观之,物就显得又高又大。物挟其高大以临我,我怎么能不眩惑迷乱呢?他说,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乐,就是因为“游于物之外”。“游于物之外”,就是不要把对象化局限于具体的某物,更不要把对象化的要求变成对某物的占有欲。结果,反而为美感的对象化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无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你再执著于美感,又有何妨?只要你的美感不执著于一物,不异化为占有,就不愁得不到满足。
诗人的执著,在于始终保持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诗人的超脱,在于没有狭隘的占有欲望。
所以,苏东坡能够“谈笑生死之际”,尽管感觉敏锐,依然胸襟旷达。
苏东坡在惠州谪居时,有**,在山间行走,已经十分疲劳,而离家还很远。他突然悟到:人本是大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人的灵魂就像飞鸿,它不会眷恋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使命是飞,自由自在地飞翔在美的国度里。
我相信,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
人生贵在行胸臆——读袁中郎全集
一
读袁中郎全集,感到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爽快。
明末的这位大才子一度做吴县县令,上任伊始,致书朋友们道:“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开卷读到这等潇洒不俗之言,我再舍不得放下了,相信这个人必定还会说出许多妙语。
我的期望没有落空。
请看这一段:“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真是非常的飘逸。中郎一生*爱山水,*爱朋友,难怪他写得*好的是游记和书信,
不过,倘若你以为他只是个耽玩的倜傥书生,未免小看了他。《明史》记载,他在吴县任上“听断敏决,公庭鲜事”,遂整日“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可见极其能干,游刃有余。但他是真个风雅,天性耐不得官场俗务,终于辞职。后来几度起官,也都以谢病归告终。
在明末文坛上,中郎和他的两位兄弟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们的风格,用他评其弟小修诗的话说,便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