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院的发展
两宋时代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承上”是指唐代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后,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启下”是指封建社会特别是教育体系成熟稳定后,其各项制度和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被之后的王朝所继承发展,不再进行较大的调整。因此。宋代的教育体系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基本的教育模式。宋代以后,中国书院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数量高达720所。北宋时期更出现了“天下四大书院”。这时的书院已具备完整的教学功能,和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一致,并出现官学化的倾向;以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创立的“南宋四大书院”成为这一时期书院的代表。在这之后,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交流成为书院的重要职能,为**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正如马临端在《文献通考》中提道的:“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乡党之学,贤大夫留意斯文所见也,故前归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皆欲仿四书院云。”
两宋书院的繁荣与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有重要的关系,同时也与唐以降的科举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初期,书院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曾一度出现像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这样的**书院。其主要原因如下:
,官学长期低迷不振,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经过唐末五代十国的政局变乱,教育制度衰微,发展至宋代,地方官学已遭破坏,仅残存一些破旧孔庙,多流于形式,只能进行象征性的孔庙祭祀,无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宋代初年,统治者曾下令新律郡县官学,但并未得到认真的执行,官学规模较小,既无师资。又无学产,根本不具备开展常规教学活动的条件。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学者讲学,苦无教学之地。在这种背景下,那些具有家国情怀、高度责任感的士人知识分子开始承担起为**培养人才、振兴教育的职责,书院由此而繁荣。
他们捐资建立书院、聚徒讲学,弥补了地方官学办学的不足,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入仕的机会。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第二,民间书院兴起的同时,北宋政府也开始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宋代统治者借鉴唐末五代以武力夺天下的教训,对武官大加压制,开始大规模地发展科举制度,增加科举取士的名额,但百废待兴的客观形势导致**一时无法顾及教育事业而造成官学人才培养能力相对不足,书院得以迅速发展。而书院的兴起既满足了广大士子读书求学的愿望。又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数力不足的矛盾,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因而朝廷对书院给予了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正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所说:“祖宗尊佑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赐之匾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表彰的方式主要有赐书、赐匾额。宋代的**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都曾先后得到朝廷的赐书、赐额、赐田封官等一系列嘉奖。
赐书。宋初的统治者对书院的发展颇为重视,赐书也较为频繁。**的书院皆得到过统治者颁赐的典籍。如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知府扩建岳麓书院,赐书“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于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赐岳麓书院儒家典籍,同时召见岳麓书院山掌周式,拜国子监主簿。
赐匾额。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为商丘应天书院书匾额。同时赐长沙岳麓书院“因旧名赐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诏应天府新建书院,以曹诚为助教,令戚舜宾主之,赐匾额。“应天府民曹诚,以赀募工,就咸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千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上嘉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为宁波桃源书院赐匾额。
赐田。书院的创建与正常运行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其中学田尤为重要。“书院不可无田,无田则士难久集,院随以废,如讲道何哉?”统治者往往通过赐田的方式支持书院的发展。如景祐一年(1035年)。西定重修大空书院,诏以嵩阳书院为额,赐田一顷。赐衡阳石鼓书院院额及学田五顷;宝元元年(1038年),赐登封太室书院田十顷。
总之,北宋统治者对书院的大力扶持政策,使书院之名“声闻于天下,风化于天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快成为官学之外的又一教育组织。
第三,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应用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基础。宋代书院不同于唐代,其职能主要以教育和教学为主,但仍留存了唐代书院的一些功能,如藏书和印书。而宋代的书院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这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北宋中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出现了“书院至崇宁末乃废止”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官学迅速发展,众多书院或因颓毁不修而衰落,或与官方结合,成为官学的一部分。而读书士子只热衷于官学的科举考试,不愿意过躬耕笔读。隐居山林潜心为学的生活。书降的光环在士子眼中逐渐淡去,慢慢走向衰落。直到南宋时期开始振兴,并随着理学的发展而达到鼎盛,迎来了继宋初之后宋代书院发展的又一高潮。书院分布区域广泛,数量更是达到442所,是北宋书院数量的6倍。在南宋书院发展过程中,书院与理学逐渐融为一体,其自身的体制与内部的规制更加完备,书院的教育、讲学、管理、组织、藏书功能也更加健全,各理学大师皆至书院聚徒讲学,社会影响力愈来愈大,表明书院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正如苗春德、赵国权在《南宋教育中》中所道:“南宋时期的书院,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管理水平都处于鼎盛阶段,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在中国书院及其学术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