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开创了“赋比兴”的手法,尤其是“比兴”成为中国历代诗歌所遵循的书写准则;其次,《诗》中的国风部分,大都是被搜集和保存下来的民歌,因此格外具有民歌的那种朴素、真诚的风格。尽管不必要以“现实主义”的套语来概括《诗》,但《诗》的写实性的确影响了后代的诗人,诸如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来描写现实,从而奠定自身地位的。这种“诗言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精神,正是《诗》带来的。
而楚辞的独特性则与《诗》恰好互相补充。楚辞也继承了《诗》的那种比兴的书写手法,但楚辞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那直抒胸臆的抒情力量和奇特无比的想象力。第二是楚辞都是由文人,更严格地说就是由屈原及其追随者写成的;篇幅也从《诗》那种短篇��者中篇一跃变成长篇巨制。容量的扩大和作者地位的凸现,使得楚辞格外具有个性和表现力。
第三是楚辞的句子突破了《诗》那种四字句的格局,每句字数不等,少则两三字,多则十余字,多用“兮”字,句法亦错落有致,这也从形式上形成了一唱三叹的效果,令情感更加充沛。固然这并不一定要用“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自西方,往往是感伤、忧郁的代名词)来加以概括,但它的确是一种楚地特有的抒情精神,它依附于一种对理想主义高
蹈的、执著的追求,表现为个体张扬的、浓烈的抒情情感。后代的诗人如李白,就很明显地继承了这种精神。
当然,诗骚的传统是由后人来认定的。上古之时的看法却未必如此,我们有必要问一句,为什么楚辞在当时被称作辞而不是诗?这就与《诗》在当时的地位有关。
《诗》被称为《诗经》,*早见诸《庄子·天运》,不过意思是“典籍”,《诗》真正成为经典还是在汉代。但是,《诗》之所以在汉代被列为经,是因为它本身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经典的价值和地位。当时的士大夫之间辩论、在诸侯的朝堂之上对问都需要引用《诗》,今天能见到的先秦史书和诸子之书,引用《诗》比比皆是。因此,《诗》往往被特指《诗三百》。而楚辞则不会被称作诗。到了汉代,被经典化了的《诗》地位更加稳固,汉代人更不会称楚辞为诗了。 “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学院的基本建设工程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国学院,被誉为顺应历史潮流、立德立功之举,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我校已经在国学教育方面先行一步,更应该具备一种担纲意识,继续为推动国学教育向纵深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写这套教材,不仅仅是为了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学的基本需要,也是力图振兴我国经典教育的一个具体步骤。经典著作如同岁月长河积淀、打磨出来的珍珠,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得到巩固与发展,形成了专门的学问与学科,是国学的主体。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乃是广义上的经典,不仅有儒家的经书,而且包括诸子与史部、集部的群书,它是中华文化与学术的集成和荟萃。至于其地位与作用,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宗经篇》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这段话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其精神意蕴可以穿越时空而获得传承与光大。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读经的传统,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年间曾经废止读经,但这并不等于经典教育的废除,相反,它可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创造性地继承与更新。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中所说:“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