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美 周嘉宁 致远得知洲的消息时,离洲过世已过去了一段时间。傍晚,致远与单位的年轻人打完一场篮球,接着他们兴致勃勃要去烧烤摊喝一顿。致远推辞说要工作,像往常一样继续待在办公室里。过去的几年里,他待在夜晚的办公室,要说都在做什么,可能只是制造了一些空白的从属物。这所国营单位陈旧到了肃穆,玻璃柜,文件,春联,水房里的锅炉,在白天象征着迟滞的权力,夜晚却唤起稳定和深邃的气氛。 “以前住的地方有社区游泳池,夏天暴晒,蹚过消毒水池子往泳池走,漂白水味道很重,地砖烫到不行,踮脚踩在上���一路跳过去,却可以感觉到宇宙中有些是永恒。”洲曾经有一首歌关于旧社区里的游泳池。 便是这种类似的永恒。 每天,致远在深夜的单位游荡,穿过走廊,仿佛漫步在废弃的舱体,听到近似宽慰的衰老心跳。这是被幸免或者幸存下来的宁谧。然而幸免或者幸存,如今这两者边界模糊,也很难确切描述。然后他坐回办公室的隔间,重新打开那条隐匿在信息流中的布告。 据说是洲的家人用他的社交账号发布的,修辞手法严肃过时,没有透露出私人痕迹和他过世的原因,仿佛在与这位家庭成员赌气。配合着洲的头像,一只反戴棒球帽的表情诧异的狮子,有种讥讽和伤感的效果。致远曾经从洲偶尔的描述中推测,他出身于香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是作家,年轻时得过重要的文学奖,但出于愤世嫉俗的性格早早便抛弃了写作。中年时做过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家里破产过一次,把家人搞得团团转。现在借款办了一所培训学校,洲的妈妈和姐姐帮着一起料理学校的事情。只有洲没有参与家庭的事业,性格也没有得到遗传,父亲暴躁无常,洲从青年时代起便很懂得自律的好处。 致远迅速浏览下面的评论,过滤掉大量谩骂。如今的年轻人习惯使用简陋的讥讽和粗糙的重复来发泄情绪。暴戾,野蛮,简直令人恐惧。致远非常肯定他们从没听过洲早期的歌,要不然就是他们根本不曾有过年轻的心。也有更多哀悼和猜测。再链接到其他篇幅不一的回忆,来自于他的朋友,同事,和跟随他多年的歌迷。这样拼凑出笼统的信息。 洲没有死在香港——不是唱过,“死也要死在我美丽的香港”吗——而是在柏林。虽然是异国他乡,却是一个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缺乏想象力的地方。结果媒体的报道也千篇一律的乏味和恶意,仿佛暗示着故意隐藏的真相。毒品。抑郁症。桃色新闻。财产和版权纠纷。 不是这样的!即便人们借口说他人的内心世界是幽深到不可被探知的黑暗,致远也清晰地知道,不是这样的!一想到自己曾经是这个行业链条的一部分,即便是一颗从未被拧紧的螺帽,他也感觉自己不能被原谅。连同对无能为力、不遂心愿的维护和辩解都不能被原谅。 二〇〇三年,致远来到北京参加单位培训,是他次离开中部小城。清晨从长途车站出来,在单位安排的招待所放下东西以后,就按照约定从上地坐了两个小时公交车来到香山附近的摇滚音乐学校,和高中同学见面。秋天,车上挤满去参加音乐节的年轻人,车窗全部开着,气氛出奇热烈。那天是音乐节的第三天,人群有种狂欢接近尾声的疲惫和伤感。他自己也很累,却没有能够在说好的时间找到同学,看到食堂的师傅在门口卖六块钱一份的盒饭,便买了一份捧在手里往里面走——惊呆了,小小的广场上大概有一万个年轻人。 致远待在人群的外围,但是风很大,把舞台上的声音也吹得东倒西歪,他不自觉地往人群里走。中间被突然疯狂起来的人撞倒了一次,又很快被拉起来。人们都很友善,烟递来递去,递到他这里,他没有抽,又继续递了下去。远远地有人把成箱成箱的啤酒运进来,阵势仿佛在运送洪水时的救灾物资。女孩们都很好看,发着光,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世界真好啊——致远几乎已经产生这样的想法,倒不是说以前没有过,然而那种漂浮般的强烈开心确实是头一遭,空气里的荷尔蒙都是致幻剂。 洲的乐队出场时夜幕刚刚降临,灯却还没有亮起来。这支香港乐队次演出,只是作为暖场,没有人听说过他们,所有人都在等待后台后登场的**乐队。疲惫的年轻人暂时安静下来,坐在泥地上,养精蓄锐。说实话,如今致远根本想不起次看到洲演出时的具体情景。他表现得羞怯谨慎,声音都被贝斯掩盖,走调严重,唱的是粤语,没人听得懂。但是他有种冷静的自信,即便被漠视,也确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理应得到尊重——致远回想时才意识到,很少有人能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拥有这种品质。洲从当时便决定了自己人生的基调,包括发型和穿着,他只穿牛仔裤,网球鞋,深色的T恤或者衬衫,连帽运动衫和一件跟随他多年的飞行员夹克。后来在北京的雪天,他也只穿这件夹克,像个精神抖擞的士兵。到了事业的阶段,他更加严苛地遵循自己的规则,只在一次颁奖礼上穿了西装。 洲和乐队的演出刚刚结束,正往舞台下面走,舞台上所有的顶灯都亮了起来,夜晚真正的主角登场,小广场沸腾。致远被人群裹挟着站起来,拥到这里,拥到那里。灯光太强烈了,接着是声浪和荷尔蒙的袭击,人们往舞台上挤,后面的人托着前面的人的屁股。致远突然浑身冒冷汗,快要昏倒。他后悔没有在洲演出的时候离开,现在则无法挪动,只好求救问旁边的人讨水喝,他们递给他一瓶燕京,温的,他咕咚咕咚地喝完了。这是他记忆中次喝酒。 “谢谢啊!”他不得不扯着嗓子喊。 “这是共产主义!”那边的一个男孩也扯着嗓子喊。 “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听清楚没有。 演出持续到深夜,周围没有居民区,旁边是高速公路的入口,加油站,工厂。这里是一座荒岛乐园。散场以后致远才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回到市区。高中同学说他和电影学院的几个朋友租了香山近郊的农民房子,很多人都这样做,连住三天。但是他的手机早就没电了,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他要去厕所,厕所全部堵住了,情况很糟,他和其他男孩一起站在外面撒尿。然后又回到广场,人群渐渐散开的广场变成了垃圾场,他尿完又渴得不行,在垃圾里找到一个几乎没有动过的矿泉水瓶子,还是满的,打开喝了起来。突然有工作人员跑过来说可以去大厅睡觉,于是致远又跟着其他人往舞台后面走,来到背面的储藏室和排练室。已经有很多人席地而坐。他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来,然后侧身把头枕在双肩包上,听周围的人讲话。他们在谈论音乐,学校,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 致远睡着了一会儿,又冻醒。环顾四周,周围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梦。他看到自己非常喜欢的吉他手在不远处和其他人聊天,旁边的男孩打着呼,手里握着《灿烂涅槃》。但是北京的秋天凉得太快,外面刮着大风。他只穿着短裤和衬衫,冷,而且饿得不行,不得不离开这里。 外面,工作人员已经完成了清扫,他穿过一堆堆黑色的垃圾袋,像走在陌生的黑色小丘间。 致远走了很远的路,穿过一整片荒地,一段铁轨,找到通宵营业的网吧,里面很臭,但是暖和,而且有食物。他吃了泡面和鸡蛋。在打游戏的间歇,不断刷新论坛页面,阅读各种人写的音乐节流水账。摇滚,爱,和平。感动。相约下一个未来的年。 接近清晨的时候,他看到洲的ID,打开以后,是一份明快的清单,认真地给主办方提意见,列举了音乐节有待改进的地方,都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或者观察。比如说应该多安排流动厕所,帐篷区域增设一些过滤水龙头,场地里禁止玻璃瓶装的啤酒,晚上和早晨都设置往返市区的摆渡巴士,安排一些站点,可以适当收费。等等。后一条他写的是,“希望明年场地上空可以飞一个飞艇!” 哈哈哈哈。致远笑着,却从心里感觉到随之而来的强烈热情。这份清单礼貌得恰到好处,能体会到执笔人的一些不满和委屈,却一点不生气,有种少见的开朗劲头。字里行间因为饱满的自信和认真而闪闪发光。从白天到夜晚,致远感觉到飘浮的自由,美好和振奋的一切即将发生,但同时他又感到疑虑,他和小广场上的年轻人是一样的吗?他们所渴望的未来是同一个未来吗?他信任他们所创造的那个未来吗?他是否也会参与其中。但是洲写下的这份清单里却有种清晰确凿的东西,是自由的主动性——好想和他成为朋友啊! 致远想起大学里思政课本上的一句话:“青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致远把这句写在站内信里发给了洲,打字的时候同样相信着,此刻自己的热诚,对方也一定可以感受得到。一分钟以后致远便收到回应,洲在信件里面表达了次与大陆年轻人交谈的振奋,并且询问了大陆到底有多大。虽然无法回忆起更为具体的内容,致远却记得繁体字所带来的陌生感,以及开头行写着,“朋友,你好!” 接下来的一年,致远依然居住在小城,在一所中等规模的国营书店负责音像产品的宣传。实体唱片行业正在急剧缩水,所以致远的工作成为了衰亡的见证。然而他并没有感觉自己的年轻正被无意义所消耗磨损。相反,他穿过办公楼过道,推开通往仓库的门,想象自己正走在一段寂静的实体化的历史中。同龄的朋友或者同事都积极地生活着,像迁徙中的鱼群,涌向某片庞大而不明确的流域。致远却不为所动。他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又似乎相当清楚,在每天重复到被质疑和瞧不起的生活中搭建着什么坚固的东西。 意外的事情有两件。件是和洲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他们论坛里交换过几次站内信之后,这种情况竟然出人意料地持续了下去。两个人喜欢差不多的乐队,却没有像平常的歌迷一样交换心得,大概双方都觉得音乐观念是比感情观念更私人的东西。倒是定期交流着近在玩的游戏。psp刚刚在香港发售的时候,洲凌晨就去排队了。之后致远也买到了一台二手的ps2。两个人都喜欢平井一夫,约定有朝一日去索尼发布会的现场。 “如果乐队做得好的话,或许可以去日本的音乐节,这样终有一日平井一夫会邀请我去演出吧。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会喜欢我的音乐哎。哈哈哈。”这样的愿望,之后被洲写成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