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清王朝关闭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西方人却从未停止过进入中国大门的努力。随着近代西方各国的兴起,这种“努力”背后的精神,也从往日单纯的宗教热忱变为随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对商品市场的无限渴望。支持这种渴望的力量,已不再是往日传教士手中的经书,而是由**力量所支持的、经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
18世纪末,英国派遣使团访华,想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但未获成功。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团访华,名义上是为乾隆贺寿,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开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中国人的注意力,马戛尔尼使团携带了大批代表工业革命后世界zui高科技水平的礼品,如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装备了大炮的战舰模型,以及各种先进的火炮、步枪、手枪和*新发明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等。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并赴热河拜见乾隆帝。马戛尔尼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要求清政府允许英国商人到舟山、宁波、天津等地贸易;允许英国商人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在舟山附近割让一小岛给英商贮货与居住等。清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指出这些要求不合“定例”。马戛尔尼来华的主要目的是通商,并没有向乾隆帝提出传教问题。但乾隆帝在接见使团时特别指出:“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夷人传教,尤属不可。”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对西方各国而言是闭塞了通商的大门;对文化而言是闭塞了交流的大门,对传教士而言是阻碍了他们神圣的传教事业。中国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对传教士而言是一个无限的市场,被关在大门外的传教士们不禁叫嚣:“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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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年的清王朝,到了19世纪末期已是苟延残喘,靠着惯性而维系统治,但其统治的基础是脆弱的。广袤的农村,当风调雨顺、社会承平、衣食不缺时,农民在表面上会顺从于宗法体系,会敬畏于士绅**;而当危机来临之际,当饥饿的恐惧无法**时,什么宗法体系、什么士绅**,在聚集成群、寻求生存的饥民面前都被撕裂成碎片。
在华北,不论是贫瘠地区还是富裕地区,都爆发了一系列的教民与非教民冲突。这些冲突的表面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教民依赖于传教士而横行无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生存资源的激烈争夺。
而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社会的深刻危机、残破的农村、无望的农民,这些都不是问题,“夷夏不两立”“华夷之辩”才是根本问题。他们愤慨于近代中国的历次战败,他们咬牙切齿地叫嚣道:“一再败于泰西,实开天辟地以来未有之奇耻大辱,心血上冲,冠发上指,地球中**大国竟然受制于小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