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期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清代提督与总兵的合称)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长而闻名;李勇毅公(李续宜)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期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高,权力*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换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