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全元文》编撰大功告成周清澍
《全元文》经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同仁多年努力,编纂整理,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已全部出齐。全书约3000万字,收作者达3000人,文30000余篇,共有60巨册,可以说,这是本世纪初古籍整理的一项辉煌成果。
据我所知,1958年,在国务院领导下,曾制订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其中“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文学部分),拟影印或重印宋、元人集,“元人集”分甲、乙、丙、丁编,甲编已拟定三十种目录,即将出版;又拟出“元人诗文集校辑目录”共52种(附金一家、明初三家),“元集补遗”三十九家(附明初人集补遗七家),计划在1962年前印出。(“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文学部分],内部印,19586)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出版计划连同宏大的经济发展规划都落了空。如今北师大古籍所的学者们终于完成了比这个出版计划更艰巨的工程,使我们这些读者得以享受���们辛勤劳动的成果。
元人文别集的大汇集
元代史料的缺乏导致史学界对元文的重视,首先是利用现成的文集,因而国内外皆有编制文集索引的举措。但使用者虽从索引查到文章题目,常患身边无书。上世纪70年代前,除大城市和一些历史较久的大学的图书馆外,常见的书多靠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影印的古籍,如《四部丛刊》收元人别集21种,金元人总集5种;《续编》收别集5种,《三编》收别集3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收别集26种。加上常见的单刻本和丛书本,多半文集不易看到。
一类是极珍贵的元刻本。如刘敏中的《中庵集》,据陈垣说:《中庵集》元刻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被“发见,廿五卷,先文后诗,与四库本详略迥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书原本海源阁杨氏藏书,现存台湾“**图书馆”。北图仅留胶卷。《四库》本仅20卷,佚文颇多。赵天麟《太平金镜策》,元至正刻本,仅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大陆仅有北大图书馆收藏残本。虞集的文集除常见的《道园学古录》外还有另一部文集——《道园类稿》,所收诗文互有异同,但此书仅有元正或明初复刻本和几个抄本。陈旅《陈众仲文集》仅存元刻明修本一部,抄本存世也只有几部。张养浩的《归田类稿》虽有《四库》本24卷,乾隆本20卷,但元至正刻28卷本才是足本,当然是**难得。
第二类是明清单刻本,虽刻印较晚,现已罕见。如明永乐刻李存《番阳仲公李先生文集》,天顺、弘治刻刘秉忠《藏春集》(有少数抄本),弘治刻郑元祐《侨吴集》,弘治、正德刻胡炳文《云峰胡先生文集》,万历刻卢琦《圭峰集》等。这些书同样罕见,抄本传世也不多。清代的刻本,如康熙刻陈栎《定宇集》、赵汸《东山存稿》;乾隆刻张养浩《归田类稿》、贡奎《云林集》、贡师泰《玩斋集》、吴澄《吴文正公集》(明永乐、宣德100卷本和成化、万历和清康熙、雍正本更加稀罕);嘉庆刻宋禧《庸庵集》;道光刻郑玉《师山集》、胡炳文《云峰胡先生文集》;光绪据明泰昌刻本修补的任士林《松乡文集》;宣统间石印的许有壬《至正集》;藏有这些书的图书馆也不多。
第三类书仅靠抄本流传。如张伯淳的《养蒙集》、邓文原的《巴西集》、刘岳申的《申斋集》、萧的《勤斋集》、蒲道源的《闲居丛稿》、宋褧的《燕石集》、李祁的《云阳集》10卷本(存世明弘治刻本一部,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康熙刻本只有四卷,也不易得)。
《全元文》的出版,再也不用我们跑许多地方和图书馆,借阅时还要先弄清该书是丛书或单刻,是线装或洋装,是抄本或善本,耗时费力地四处寻找了。
元人别集拾遗和失传文集辑佚
前文述及,1958年已拟出“元人诗文集校辑目录”52种,但一种也没见出版。到了80年代,其中卢挚的《疏斋集》和揭傒斯的《揭文安集补遗》两种,已有李修生先生辑笺的《卢疏斋集辑存》和李梦生先生标校的《揭傒斯全集》陆续出版。《全元文》的出版更是一项规模*大的辑佚工程。
辑佚又可分几方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