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过鬼门关 1994 年9 月1 日,我出生于札幌市。
听说当时是脐带绕了两三圈,胎位颠倒,母子都处于危险状态。根据医生的判断,母亲紧急做了剖腹产手术才生下我,而我则一度陷入休克状态。
病房里的心电监测仪的警报声响起,当时我已一度死亡,去向另一个世界,然后又被拉了回来。
父亲是东京人,被公司外派到札幌期间与母亲相识,然后有了我。我出生后,他很快又被调到栃木县工作,我们一家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后,又因他的调动迁往名古屋,并一直住到我上完幼儿园小班。
我三岁那年,有一张传单投到了我们在名古屋住的公司宿舍。那是雅马哈音乐培训班的广告。一个跟我要好的小朋友想要参加,当时周围的家长们似乎都对此颇感兴趣,都想把孩子送去。
于是,妈妈随了大流,决定送我去上培训班的体验课。有的读者大概听过雅马哈音乐培训班电视广告上的音乐:“哆唻咪发嗦 ~ 啦发唻哆 ~ 嗦 ~ 发咪嗦咪 (声音变小)嗦 ~ 发咪嗦发咪唻”,体验课时我们就做过这样的听音猜谜。
培养学生在听到节拍和音乐时身体自然产生反应,这种音乐教育叫作“体态律动”(法语rythmique),是瑞士音乐教育家达尔克罗兹(Dalcroze)发明的教育方法,听音猜谜属于体态律动的初级阶段。我猜谜的正确率奇高,引起了大人的注意。
当时的我完全不识音符之类,也从没接触过钢琴、电子琴。
在培训班学了半年,父亲趁我幼儿园小班结束之际决定调回东京。据说当时雅马哈音乐培训班的老师对母亲说:
“这孩子的听力太好了,到了东京一定要让他继续学习音乐,不管是钢琴或是小提琴都行,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其实我只是从遮住眼睛的手指缝间,偷瞄了老师弹的是哪个键而已。 邂逅“明星老师” 从名古屋搬到东���后,四岁的我进了“一音会”音乐学校,在那里学习到十一岁。这个培训班培养孩子的**乐感。在一音会有很多学员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是小孩。我记得有小学二年级学生就能弹奏肖邦的《幻想即兴曲》。
在这里,学员也被要求说出老师在钢琴键盘上弹的是什么音。在名古屋时我就通过作弊,将这种听音游戏当作拿手好戏。但没过多久,我就不用作弊也能轻易地辨识所有的音了,本以为非得作弊才能知道,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谁都没教过,我却立刻就能知道这个音是哪个白色键盘(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发出的,而且还能听出黑色键盘的半音,并模拟和弦和不协和音,如果仔细听,即使一股脑儿弹出十一个音,我也能从低到高说出它们。
我小时候还以为把耳朵听到的声音照原样再现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其实不然,与我同时学钢琴的妈妈就不善于听音猜谜。大人尚且如此,孩子则更是很难立刻掌握,于是我意识到自己或许与周围的孩子略有不同。
当时的一音会规模很大,有数千学员在学习**音感,不仅进行以听音猜谜为起点的韵律训练,还会排演小型歌剧,让孩子们以音乐剧的形式表演《皇帝的新衣》《白雪公主》。我属于惹人注目的,自己举手报名要角色,对于登台表演毫无恐惧或羞怯心理。
一音会*初的教学以韵律训练和小型歌剧为主,钢琴属于副课,开始时两周一次,每次弹半个小时。*初教钢琴课的木下尚之老师长得酷似日本电视台综艺节目上的艺人“茄子”,“茄子”因参演综艺节目而走红,还在NHK教育电视台主持一档名为《天才电视君》的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粉丝,所以见到木下老师瞬间一惊:“茄子!茄子会弹钢琴?”我一厢情愿地认定满脸胡须的木下老师就是“茄子”本尊,还跟父母撒娇耍赖说:我只要“茄子”老师教我弹琴,否则我就不去上课了。
据说有的老师在给小朋友上钢琴课时采取严格的教学方式,但木下老师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的,他摒弃了那种强行给孩子灌输音乐知识的斯巴达式教育,而是自己率先“垂范”,让孩子懂得什么叫作“享受音乐”。设若我当时所受的是揠苗助长的“英才教育”,或许在四岁的阶段就已经极度厌恶音乐了。幸亏有木下老师,才有了后来的我。原本两周一次,每次半小时的钢琴课,又因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原因增加到一周一次:在当地的夏日祭中,赢得打靶游戏就能获得玩具或造型各异的气球作为奖品,我跟妈妈谈条件:“如果让我去玩打靶,我就答应每周都上钢琴课。”
随着练琴时间的增多,我能弹奏肖邦的《练习曲》和《幻想即兴曲》了。刚满11 岁时,木下老师说:
“我能教阿恭的东西都已经教完了,我把自己这二十年来学到的知识全传输给他了。现在的阿恭水平已经超过我了,该让他从我这里毕业,跟更好的老师正儿八经地学习弹钢琴了。”
于是我从一音会毕业,转入了桐朋学园大学音乐系附属的少儿音乐培训班。
钢琴是兴趣,足球是主业 我虽已记不清楚,但自己好像是从两岁就对足球有了兴趣,开始追逐皮球。在东京上的幼儿园有支足球队,毕业生中有人后来成为日本青年队的选手,我小学参加的足球队也有很多出色的孩子。
我是个天生的左撇子,这是一项有利条件——队里有左撇子,便可配置出更多阵型,因为其他队友大多是用右脚,所以我被选中出场的几率较高。我被安排在前锋或中场位置,一心一意地争取得分建功。
我平日放学就踢球,周六不是足球训练就是足球赛,于是每天*多只练一小时琴,从未想过将来成为钢琴家,而是每天把踢球当作生活**。
然而十一岁时发生了一件改写我人生的大事:我想独自突破对方球队的强势紧逼时遭到了夹击,对方两个人一齐压在了我身上。我耳朵里听到“嘎嘣”一声,却全然不觉疼痛,或许那一刻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大量喷涌,脑中想到的只是如何得分,于是立刻站起身来想要重新投入战斗。
我觉得此时理所当然地该给个任意球,可是向裁判举手示意的那一瞬间,却发现使不上一点力气,这才发觉不妙。“可能是骨折了吧……快叫救护车!”——裁判一脸慌张,指示旁人打119电话。很快,右手腕骨折的我被抬上了救护车。
当时先做了应急处置,次日做了接骨手术。当时的疼痛难以忘记,外科医生打趣道:“伤了鼻子的话,**手腕疼多了。”当时正逢韩日***(2002年),开幕前日本队选手宫本恒靖鼻子骨折,戴上了保护面部的护具,就像蝙蝠侠戴着面罩似的。
于是我痛切地领悟到:“宫本选手居然要忍着比这更剧烈的疼痛参加比赛!如此艰苦的职业不适合我啊。”
随着右手腕的骨折,我的足球运动员之梦戛然而止。
与音乐无缘的一家人 我家没人会弹钢琴或拉小提琴,亲戚中也没有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或音乐教师。我自己两岁到十一岁一直沉迷于踢足球,对儿时的钢琴课也没显示出格外的热情。母亲是斯蒂夫·旺达的粉丝,在家常听欧美流行音乐。我小时候接触到的音乐十分有限。
母亲趁给我报班,也开始一起学琴,父亲则对音乐毫不关心。有时我弹肖邦,他还会冲我怒吼:“什么玩意儿,这种乱七八糟的曲子!”在父亲听来,只要乐曲中混入稍显不和谐的音符,就是“乱七八糟”。
父亲对足球也兴趣全无,属于一个彻头彻尾的棒球派。我只有一次被他叫去一起做投接球练习,他把右撇子运动员的左手手套,硬往我的右手上套,然后让我用左手投球。球当然被我投得歪到了姥姥家。“你小子没有棒球天赋。回去吧!”这场投接球训练便在十分钟之内告终,之后我再也没有跟父亲一起玩过棒球。
小时候在家里练琴,总是被电视里棒球赛直播的噪音干扰。
“你的演奏有谁要听?只会影响左邻右舍。”
我家位于一片安静的住宅区,所以父亲不许我在晚上八点以后弹琴。下午五点放学回家,六点前吃完晚饭,看看电视,磨蹭磨蹭便到了七点,在家练琴的时间必然只挤得出个把小时,何况还只是一边看动画片一边用“哆来咪发嗦啦西哆”的琴声做出一副练音阶的样子,无异于佯装看书备考,其实偷看漫画的行为。我的练琴态度基本上是不认真的。
从“保留入学资格”起步 “足球是主业,钢琴是爱好。”——我带着这一认知长到11岁,却以骨折为转折点,进了桐朋学园的音乐培训班。选择桐朋学园,**的理由是它位于我从家里骑自行车可达的距离。
在一音会时“茄子”老师对我一直很好,鼓励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弹琴。为了回应他的这份关心,我希望能得到他的表扬,照着新谱练琴,会弹的曲子越来越多,包括肖邦的练习曲还有李斯特的曲子。我觉得自己的水平已超出了“少儿兴趣班”的程度,但毕竟还是兴趣,当时我仍对音乐基础一无所知,好比一个想成为法餐大厨的人连上菜的顺序都不懂,前菜没上就一下子端出了主菜。
桐朋学园大学音乐系附属的“少儿音乐培训班”开设于1948年,小泽征尔和中村纮子是其**期学员,而我则是其创立以来**个“保留入学资格”的人。
在乐理考试中,我的成绩惨不忍睹,总分300 分,我只得了18分。高音谱号如何书写,“嗦”音比“哆”音高了几度,如何识别音程和节拍……我对这些一窍不通,甚至不知还有“乐理”(西乐基础知识)的存在,这些学问于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
考试内容还包括看着临时提供的乐谱进行新曲视唱,以及记录所听音符之类的视唱练耳测试。后来成为我高中时代恩师的川岛伸达老师(现任桐朋学园大学名誉教授),当时是桐朋学园音乐培训班的负责人,在面试时问我过去做过些什么,我大言不惭地答曰:“作曲。”老师立刻回问道:“你连高音谱号都不会写,又如何作曲呢?”
川岛老师*后宣布:“给你三个月时间,你要在这期间学习乐理知识,然后再考一次,如果下次考试合格,你就可以正式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