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渔山作为天学师的传道生涯中,嘉定应居于*重要的位置。其在嘉定传道的时间,与上海略有交叉。如康熙三十年(1691)渔山六十岁时,顾文渊诗谓其“秉泰西教于川”。而据赵仑《续口铎日抄》,知《三巴集》卷末所附《破堂吟》为三十四年(1695)冬在嘉定所作,然《三馀集》有《岁朝春四首》,之三“浦东春老度年晨”之句,可证三十五年(1696)渔山在上海过春节。破堂谓嘉定东堂,天启间孙元化所建。而其四十七年戊子(1708)作《闰三月》诗,句云:“海上闰馀三月好,晚来犹是赏春时。”盖谓是年闰春三月由嘉定至上海。此后再未见其居于嘉定之迹(详下文)。故渔山作为嘉定东堂的管堂司铎,常驻其地,应在康熙三十年至四十七年(1691-1708),即其六十岁至七十七岁期间,时或往来上海。然嘉定在渔山的传道生涯中,较诸上海更为重要,故其墓碑题“行教嘉定、上海”。
渔山在嘉定传道的事迹,主要载于李杖辑刊《墨井集》卷五赵仑笔记《吴渔山先生口铎》及其它相关画跋题咏中。《吴渔山先生口铎》本名《续口铎日抄》,笔者以《续口铎日抄》为主要文献,兼及其它资料,略记渔山在嘉定传道的事迹。
《续口铎日抄》载,康熙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及三十六年四月初七日,渔山两度“游堂罗溪”。罗溪在嘉定城东,有水名罗溪,地以溪名,为邑名区。游堂谓教士巡游所属各堂口。堂口为当时江南各地教会的基层组织。每个堂口都有一间小堂,星罗棋布分散于江南一带阡陌纵横水道梭织的乡间。近代初期在江南传教的笪良仁司铎写道:“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 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外关系,从双边互动的格局中感悟异质文化会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超越胡汉、华夷之分的历史认识,是与近代的社会变迁相伴而来的。
西学东渐和边疆危机,在晚清学人中激发深沉的反思,催生出探索中外交流往事的先驱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文廷式,于穷愁孤愤中治学不辍,遗稿《纯常子枝语》四十卷,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虽囿于环境和学力而识见未精,其学术视野毕竟是别开生面的。更具卓识的王国维,学贯中西,在清末撰作组诗《咏史》二十首,讴歌了汉唐盛世的中华形象: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十二)
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十七)“西域”和“南海”,是中外交流的两大通道,汇聚着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因内涵丰富多彩而成为中外交流的两���研究领域。《咏史》诗发其端绪,功不可没。饮水思源,后辈对先驱应有所敬畏,才可避免传统的断裂,从古色古香中辨认出前瞻性。正是观堂先生王国维,既开创一代学术风气,又孤明先发地提示了整套治学轨则。按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概括,共有三项:“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