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序
《新疆农牧民社区田野调查》系本人与我的同事们，在20
世纪80年代，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按照费孝通教授提倡并终
身实践的田野调查方法，深人南北疆农牧区，进入农舍、毡房、
地头、牧场、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的清真寺和活动点，仔细观察，
并与众多农牧民、干部、教师、信徒、阿訇***接触，倾听他们
的心声，除了口问手写外，还认真地填写了调查问卷。每次调
查，都搜集到大量**手资料。这些调查报告，都是当时新疆
南北疆被调查点上农牧民生产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具有普遍
意义。
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在世居的13个民
族中，有7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陆续迁入。这样，我国10个信仰伊
断兰教的民族，在新疆都有了他们的成员。在新疆现有的46
个民族成分中，除了汉族中的少数人信仰佛教、基督教、天主教
外，少数民族几乎都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就是说，新疆的信教
人口要占新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本书通过对伊斯兰教的考
察，表明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包括宗教人士——阿訇
在内，他们在爱教的同时，也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积极参加
社会主义建设。事实证明，宗教是完全可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相适应的。
宗教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它具有群众性、长期性、
民族性、复杂性、国际性的特点。因此，必须谨慎对待。时任国
家民委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
1989年8月27日接待笔者时所说的一席话(见《维吾尔村农
民宗教生活见闻三则》序)，语**长，是我们研究新疆民族宗
教问题必须遵守的原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赛福
鼎·艾则孜也曾对我们的调查报告表示了肯定与赞赏。
农民与农村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之
一。在新疆的南北疆农牧区显得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
新疆提出农牧区脱贫致富的口号，有些地、县的建设规划不是
从本地区的资源、市场、人才等具体情况出发，不太注意农牧民
自身条件，没弄清本地区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是不
太重视社会人文环境建设，盲目攀比，不顾自身条件，模仿沿海
地区农村的发展路子，侧重于盖厂房，买机器，搞现代化工业，
花了许多冤枉钱，走了一段弯路，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由于
土地重新分配到户，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个家庭
状况就决定了家庭生产的效益。依据当时农牧区的资金、科
技、人才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首先只能是发展家庭农副业生
产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这也是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必由之路。当时南北疆农牧区经济，基本
上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谈不上以商品为目的
的生产(虽有，但很少)。此外，在南疆的和田、喀什两地农村
调查点上，由于早婚、近亲结婚、老人家庭等原因造成的不完全
家庭、弱智家庭和缺失劳力家庭，各占全村总农户的十分之一
左右，这部分家庭，既无能力脱贫，更没有希望致富。这是一个
历史上形成的、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现象，也是与民族
宗教习惯相联系的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为人们熟视无睹。然
而，这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试想，若有占农户三分之
一的农民摆脱不了贫穷，农村何以致富奔小康，脱贫致富问题
如何解决得好?
《新疆百岁老人问题探究》一文，纠正了一个错误说法。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新疆的百岁老人特别多，据1982年第三次
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百岁老人为3857人，其中新疆有865
人，占全国百岁老人总数的22．40％，按平均每百万人口中拥
有百岁老人计算，新疆*多。因此，1958年10月，国际自然医
学会会长森下敬一在东京宣布，把中国新疆列为世界长寿地
区。实际上，新疆百岁老人没有那么多。本人对此作过周密的
调查和详细的论证。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必须
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书是本人与众多同事共同合作的成果。先后参与这项
工作的有：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梁鸣达；新疆社会科学院宗
教研究所的唐世民、陆东光、赵恩儒、马苏坤(回族)、古丽夏提
(哈萨克族)、陈国光、李铁成、努尔·买买提(维吾尔族)；民族
研究所的李泽、苗剑新、郭泰山、续西发、张丽红、阿尔曼(哈萨
克族)、李晓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翻译处的库来西(维吾尔
族)；还有新疆大学中语系维吾尔语专业三年级一个班的30
余位同学。同时，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的地委、县委、乡党委
领导与各级统战部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各地各级统战
部门往往抽调得力干部配合工作，有些地县统战部的领导还亲
自参与调查。其中有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喀什地委、和田
地委、阿克苏地委、昌吉回族自治州党委以及英吉沙县委、墨玉
县委、疏附县委、霍城县委、新源县委、伊宁县委、吉木萨尔县
委、米泉县委、阿克苏市委、乌苏县委等单位。在本书出版之
际，谨向以上各单位的领导与协助调查的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
田野调查是一件挺艰苦的事情，为了便于观察，起码要与
被调查对象(干部、群众、阿訇)直接接触，与他们同吃同住。
因此必须要克服城市生活习惯，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的南北
疆农牧区，有些地方连喝水都很困难。汉族同志去到农牧区，
一时难以适应少数民族的饮食。与群众同饮食，一是为了生
存；二是为了尊重。因为只有生存下来，才谈得上工作；只有尊
重群众，群众才能跟你说实话。新疆地广，农牧民住户分散，人
户调查，**走几十里路并不稀罕，我们下去，一般没条件有汽
车乘坐，有时租用驴马车，有时乘坐手扶拖拉机。乘手扶拖拉
机，走上一段路，浑身都沾满尘土和从拖拉机烟囱喷射出来的
油烟灰与油污。有时，辛辛苦苦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却找不着
访问对象。其时，农牧区的卫生条件差，我们每次下去，无不是
虱子满身爬。不论男女调查员，每天早晚捉虱子，竟成了**
“要务”。洗澡成了**的欲望。有的地方，还没有通电，晚上
开研讨会、整资料，只能依赖煤油灯。凡此种种，虽然辛苦，但
每次调查，大多数同志都能坚持到底，而且能保持饱满的情绪。
如若没有这种吃苦精神与科学认真的工作态度，我们的调查，
就会一事无成。所以，本人对与我一起完成多次调查任务的同
事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们的感激是由衷的!
同时，本人还要感谢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谷苞、陈华、维古
尔·沙依然、何达文、阿吾提、邵纯、贾合甫·米尔扎汗和分管
宗教研究所的院领导曹玉泰等同志，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领导钟英、马子健、努尔穆罕默德·多莱
特同志，感谢新疆社会学会，感谢他们对我们社会调查工作的
大力支持与帮助。
当然，本书记录的社情，距现今已经20来年了，这20来年
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的
状况，已经凝固成了历史。调查报告的意见与结论，肯定不适
用于今天了。但是，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新疆南北疆农牧区腾
飞的起步点，一个走过来的脚印，珍藏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用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新疆的民族宗教与
农牧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问题，仍具有方法学上的重大意义。
况且，本书中所提出来的问题，未见得都已圆满解决或都解决
得很圆满了。我们党向来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解决三
农问题时，在新疆，要特别关注南北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所思
所想和他们正当、合理要求，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有着不
同宗教信仰的信徒，需要倍加呵护。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也
是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对关心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与农牧民命
运的人们有所启迪。教我怎样做人
(代前言)
1958一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受到
哲学专业全面系统的教育。毕业后，又经受40余年社会实践
的磨砺。说句实话，对于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除了定义之
外，并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我常常怀疑，在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有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有没有把脑袋安放在自己肩膀上，具有独
立思考能力的哲学家。所谓哲学研究成果，无非是些对被称为
**人物的语录的注释，人云亦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
是在5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生产力基本没有变，
却在不停地变更农业生产关系，以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背
离，造成生产力大破坏的恶劣后果。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
的发展，本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也是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内容。可是当时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指出
这个问题的严重后果。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初，哲学界却在
起劲地大批特批杨献珍先生的“合二而一”，在哲学名词概念
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时，偏偏有几位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哲学
的人物，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尖锐地提出关于唯物、唯心、社
会发展规律、社会矛盾、社会理想等等问题。其中*为**的
有张志新烈士。2004年1月29日《南方**》C14版上，刊登
一篇题为《王申酉昭雪记》的往事回忆，披露了一位类似张志
新的英雄。王申酉，1945年生于上海，祖籍河南南阳。1962年
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
专业，立志要做一个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许多意
想不到的事，使他关心起社会问题。1976年，他在给女朋友的
一封长信中坦言：“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
济范畴，我们并不认为像资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它是
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臆断，以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充分地发挥它
的历史作用之前抛弃它。…‘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
察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
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创造
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在谈到价值规律时，他写道：“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
只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在
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
段。”他提出疑问：“主席在3年**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
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他批评林彪的唯心主
义，说林彪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之外，就是狂热
的吹捧文章”。他“除军事以外的其他东西，大概是一窍不通。
他鼓吹的唯心主义道德教条，鼓吹唯心主义的精神作用，表明
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
就是这么一封尚未写就的给女朋友的信，被打成“万言黑
文”，定罪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制度”，是“一个十恶
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于1977年4月，被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
决。直到1981年4月，屈死4年之后，才被上海市委平反昭雪。
事后，一位学者看到王申酉的言论时说：“王申酉已能融
会贯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难得的。他所提出的看法和主张，
正是我们已经开始实行或尚未实行的政策。”而这位**不凡
的青年在历尽残酷斗争和折磨之后，竟含冤长眠于九泉之
下了。
张志新、王申酉虽然都没有接受过系统全面的哲学课程教
育，可他们却能运用马列主义哲学原理与世界观，剖析社会问
题，捍卫真理。与这些英雄们相比，我们受过哲学系统教育的
哲学系毕业生，当自愧弗如。
在北大哲学系，尽管没有出现过像张志新、王申酉这样令
人震撼、悲壮的典型，但也有过敢于说真话，坚持真理的楷模，
汪子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1958年，在我们入学的那一年，全
国掀起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
是年，北大与人民大学合作，组织两校人民公社凋查组。
负责领导调查组的是原人大副校长、刚调任北大副校长的邹鲁
风先生。调查组分为三个大组，分别赴河南信阳和鲁山以及河
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藁城三个县做调查，汪子嵩先生时任哲学系
副主任，在调查组任藁城县调查大组副组长。经过周密深入地
调查，他们没法做出“人民公社好”的结论。倒是提出了二十
几个疑惑不解的问题，整理成《问题汇编》。其中*主要的集
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先
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是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必然
会提出来的问题。这次调查结果虽然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状
况，并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在当时算是大逆
不道，绝不允许。邹鲁风先生迫于压力，自杀身亡。汪子嵩先
生挨了批判，丢了哲学系副主任职务是小事，大事是被划为
“**异己分子、漏网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
动改造。
在北大，还有一位更值得学子们学习、敬仰的大学者，他就
是坚贞不屈、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1958
年，亦即我们入北大的那一年秋天，除了在北大组织专场批判
会外，在全国各大报刊上，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
章，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
论”，是在他的家乡浙江省经过长时间缜密的实地调查后，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是忧国忧民
的爱国主义表现，在组织程序上也合理合法，理应受到政府与
社会的重视和尊重。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当时硬是给他强加种种罪名，说他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
是反动的资产**学术观点。尽管有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批
判，有校园内的现场批判，马寅初先生就有那么一股骨气，绝不
低头认错。不仅不认错，还单枪匹马，积极应对，时常写些反驳
文章，光明磊落地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后来才知道，周恩
来总理曾经出面做工作，要他检讨过关。他坚持真理，宁愿不
当北大校长，电不作检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马老总
算看到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他的“新人口论”得以正名。
北大的传统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北大的校风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北大具有五四爱国运动光荣革命传统。正因为如此，北大
师生关心**大事，十分关注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我们哲学系
58级，约有一半以上同学是调干生，他们入学前有过一段长短
不等的社会工作经历，多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另外从普通中
学考入的学生，多数是共青团员。入学不久，受到学校政治环
境与同学的影响，都纷纷写了人党申请书。有些同学在学习期
间，实现了入党的愿望。我是在毕业离校前一个月，才被接纳
为中国共产党一名预备党员的。
走上社会后，在北大精神的激励下，在老校长马寅初先生
及诸多导师、同学表率作用的影响下，我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
承担社会责任。
1963年我们大学毕业那一年，**刚从3年暂时经济困
难中走出来，经济形势出现好转，各行各业均需要人才，边远经
济后进地区尤为迫切。
当时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政策是：全国统一分配。党和国
家号召大学毕业生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1963年8月的**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首都部
分应届大学毕业生作了6个小时的报告，动员大学毕业生过好
思想关、家庭关、亲戚朋友关，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
的地方去。我是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周总理报告的。
我虽然是来自大城市上海的考生，但出生在苏北农村，家
境十分贫寒。母亲早逝，在上海做工的姐姐，把我和弟弟揽在
身边，承担母亲的职责。可是她家的生活也很困难。因此，我
从上初中一年级起到大学毕业，主要依靠每月12．5元的甲等
助学金维持学习和生活。高中二年级时，因为弟弟生病，我打
·算辍学就业，挣钱为弟弟治病。初中班主任王旦人老师与校团
委书记夏聿修老师得知此事，劝我坚持学习，他们主动每人每
月资助我10元钱，给我弟弟治病。还有一位初中同学凌敦祥，
他因为父亲患肺结核，家境困难，放弃了**机会，初中毕业后
即进了工厂，每月才拿30来元工资。他主动每月资助我8元，
是他月收入的1／4。就这样，在他们的资助下，我不仅继续读
到高中毕业，每月还能拿到老师同学资助的28元，给弟弟
治病。
为了报效**，答谢师长与同学对我的厚爱，毕业时，我积
极响应党和**的召唤，毅然决定报名去新疆。尽管当时我正
在与一位北京姑娘谈恋爱，她在一年前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工
作单位就在父母身边，非常理想。我去新疆，对她影响极大。
一是恋爱关系可能中断，再是，她可能要离开理想的工作与父
母随我远去。与她本人商量后，得到了她和她父母的全力支
持。同时，又取得上海抚养我的姐姐、姐夫的同意。至此，我排
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年9月，愉快地到了新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去新疆。仅
是哲学系，1962年去了4位，我们这一届，又是4位。我们这4
个人中，郑士勇、唐世民同学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傅达生
同学与我，则分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
我们这一届同学去新疆是很幸运的，因为兰新线已经修
通．我们从北京出发，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此前赴新，必须转
运一次，下了火车，还要改乘一次汽车，只是随着铁轨向西延
伸，汽车路线越来越缩短罢了。
“文革”之前，王震、王恩茂主持新疆工作期间，十分重视
吸收人才。除了每年调进上万名大学毕业生外，还从其他渠道
招募人才。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从上海、江苏等地，一次招
收的支边知识青年就达10多万人。还有许多被错误打成右派
的知识分子，亦被新疆接纳。另外，有成千上万的复员、转业军
人加入了保卫新疆与建设新疆的行列。这些人，在新疆各地各
条战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伟大事业
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东西经
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知识分子的待遇低，电由于大学毕业生
分配政策从**统一分配到按生源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转
变，形成了人才进入大大少于流出的局面。据有关部门调查统
计，从1979年至1993年，共流出20．13万人，1994年至1997
年，流出3．8万人。平均每年流出与进入的比例是7：l，个别
年份高达19：1。内地高校每年从新疆录取的生源约为4000～
5000人，毕业生返回的不足一半。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把这
种局面戏称为“孔雀东南飞”。如今，这种局面仍然在继续着。
2004年2月1日晚，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
2003年有6000名大学毕业生志愿者被分配到西部196个县，
从事教学活动。这固然是个好消息，可是仔细想一想，每个县
平均才摊得上30人，而且只服务两年时间，简直是杯水车薪。
与每年从这些地方流失的知识分子数量相比，根本不成比例。
开发西部，注入资金，搞一些基础建设如修路、架桥、兴修
水利、盖工厂、造宾馆，固然必要，但是，根本之举还在于培养、
造就和输人人才。有了资金，买来设备，而缺乏人才，开发只不
过是一句空话。西部大开发，若不在人才问题上加大投人，让
“孔雀东南飞”的局面继续下去，不能不是*大的失误。
我在新疆工作30多年，直到退休，始终不忘北大给我的谆
谆教诲，兢兢业业，勤奋、严谨地工作，认真、踏踏实实地做人，
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阿谀奉承，诚恳地对待同志。
记得在北大学习时，大学生的粮食定量原定为每月36斤
粮票。由于副食差，36斤也不够吃。在十三陵农村开门办学
时，规定1斤粮票买4斤红薯，男同学一餐4斤红薯也吃不饱。
就在此时，**供应不起，要求降低学生的供应标准，并要求学
生主动降低。我表态说，**有困难，要降低定量，我理解，同
意减少定量，但要自报说定量高，吃不完，我不同意。还有在
1959年底，动员学生自我暴露思想，向党交心。我信以为真，
把当时心存疑虑的十几个问题统统写了出来。因为以上两件
事，我被认为思想落后，定为**帮助对象。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多
数派群众组织头头之一，由于我反对武斗，反对整当权派和主
张与机关少数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并且直言不讳，因此，受到本
派同志的围攻、威胁。事后多年，仍然有人认为我“立场不坚
定”。事实证明我没有错，对于别人对我的误解，我依然不当
一回事。
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派汪锋到新疆主持
工作。他下车伊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竟然说：“西藏1959年
解放，新疆，今天才得到解放。”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认为
直到这个时候，新疆的**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当时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有75个厅局级单位，他说，只有3个单位还可以，
72个单位都没有揭开**斗争盖子。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领
导富文同志在党委征求意见的扩大会上，汇报说群众不同意这
种估计，汪锋则认为他是“新疆的彭德怀”，揪出来批判。在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汪锋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在新疆大抓
**斗争，并美其名日这是结合新疆实际。
我当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我与宣传部
的另外三位同志丁克、邢松真、白玉玺联名给汪锋写信，批评他
的错误，指出他的所作所为是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战略转
移精神的。汪锋表面上给我们回信，欢迎批评，可同时他把我
们给他个人的信印发到自治区党委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三级干部会上，说我们给他的信是自治区的“**斗争新动
向”。19天的会议，竟用了ll天批判我们4个人，要求与会者
人人表态。会外，布置各厅局同时对我们进行批判。
我们坚信，信的内容没有错，组织程序上完全符合党章规
定，无懈无击。因此，我们同他展开了针锋相对地说理斗争。
汪锋此举，明显地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搅得新疆
鸡犬不宁，严重阻碍了新疆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得已，**再
次把王恩茂同志调回新疆，重新主持新疆工作。
王恩茂同志返回新疆不久，自治区党委颁发文件，给被汪
锋错误批判了的同志，包括我们4人，平了反。1982年4月1
日，王恩茂同志在给我的亲笔信中写道：“你和丁克同志等4
人，站在党的立场上，对领导上的错误，提出批评，这是对领导
的帮助，可是遭到完全不应有的打击，这是不得人心的。我回
新疆后，许多同志都为你们呜不平。群众的意见是很公
正的。”
过去的事，作为历史的一页，都翻过去了。如今，我与我同
年级同学，都已陆续离开工作岗位，过上退休、颐养天年的生
活。回顾以往，对于自己所走过的路，并不后悔。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90周年之际，我作为哲学系的一
位校友，谨向她表示诚挚的祝贺!祝我的母校、母系为党和国
家培养出更多、水平更高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有头脑
的哲学家、马列主义理论家。
祝愿北大哲学系日益兴旺，人才辈出。
从新疆伊斯兰教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的变化看宗教问题的
长期性
马克思说：“‘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①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基督教本身’没有任何历
史，基督教在不同时代所采取的不同形式，不是‘宗教精神的
自我规定’和‘它的继续发展’，而是受完全经验的原因、丝毫
不受宗教精神影响的原因所制约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对基督教的认识，适合其他任何宗教。不
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对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正
确。新疆解放以后，伊斯兰教所发生的变化正反映了我区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宗教的变
化无不受到社会生活变化诸因素的制约。
解放几十年来，我区伊斯兰教的变化，大体上可以划为四
个阶段，它都是在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提下发生、发展的。
**阶段是从新疆解放到50年代末。新疆解放、完成土
地改革之后，紧接着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三大改造，并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阶段
由于消灭了剥削**，推翻了剥削制度，人与人之间实现了政
治平等。此时的伊斯兰教跟其他宗教一样，通过自己的内部改
革，消除了教内存在的一切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除
了在土改中已经把“瓦合甫”地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之
外，又废除了包括欧舍尔、札卡特在内的一切宗教捐税。宗教
人士与广大信徒之间，同样也实现了平等。宗教不再作为剥削
**甩来麻醉和控制群众的精神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信仰而存
在了。
这个时期的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在翻身解放的巨大政治
热情的鼓舞下，对目前发生的新事物目不暇接，许多人的宗教
热情因此有所削弱。如今南北疆农牧区很多基层老干部即当
年的土改积极分子，在那一段时间，连宗教活动都不参加了。
我区少数民族中的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一时期
开始摆脱有神论，走上革命道路，从而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世界观的。
这一阶段，是新疆伊斯兰教改变剥削**工具的性质，从
人为强化它的社会作用到自然淡化的阶段。全区礼拜寺从4
万减少到1．5万左右，宗教人士从2．9万减到1．4万上下。政
府每年给3000余名宗教职业人士发放生活补助费100多
万元。
第二阶段是从50年代末的3年困难时期到70年代初。
这个阶段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是，3年暂时困难后刚出现经济
振兴势头．1963年则开始新的折腾，开展以抓党内走资派为目
的的“四清”运动。1966年则进一步由“四清”为先导，掀起了
一场更大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林彪在蒙古温都尔
汗摔死，基本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此时的新疆穆斯林们，起先在困境中逐步恢复对宗教的热
情，但由于肚子吃不饱，这种热情受到限制。这种有限的热情，
因为受到自“四清”开始的来自左的强大压力，转向“地下”。
拆了礼拜寺，批斗了宗教人士，似乎一下子就把宗教“消灭”
了，实际上反而增强了它的内聚力。由于普遍的同情，加深了
宗教感情，礼拜寺拆了，穆斯林们就在家里念经，到村外的麻扎
上去过主麻。宗教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
这一阶段是新疆伊斯兰教受到强大压抑和摧残的时期。
宗教人士不仅不准进行宗教活动，而且受到迫害。伊斯兰教活
动转入“地下”。全区的礼拜寺几乎全都被拆毁或改作它用或
封闭，公开活动的宗教人士没有了。
第三阶段是从70年代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文化大革命”在实践和理论上被彻底否定。在清算林彪“四
人帮”罪行的斗争中，极“左”思想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有
一些地方，胆大的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活动从“地下”重新搬回
“地上”。少数礼拜寺就是在这个时候恢复、修建的。
这一阶段是新疆伊斯兰教从被压抑的状态下，小心翼翼地
走向复苏的阶段。70年代初，由于“四人帮”将遭灭顶之灾，他
们把主要力量放在阴谋夺取政权上，无力它顾，宗教力量乘隙
恢复，争取它应有的地位。部分礼拜寺修复或兴建了起来。少
数宗教人士开始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
折”。脚全会否定了“以**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
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来的战略决策。为此，进行了拨乱反正，全面落实了党的各项
方针政策，包括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系统、*集中地体现在
1982年《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
政策》中)。因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四化”的积极性，
促进了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