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谁都明白儒道释三教乃其骨干,脱离三教而论之,便成蹈虚。但仅说三教,其实仍是不够的。虽然当今之世,求能通晓三教者,殆已难觅其人。然三教之外,中国却还有两大传统是不能不予掌握的,那是什么呢?一是文,二是侠。文是由文字崇拜、文人**、文学艺术等所形成之相关文化状况;侠是由侠客崇拜而造就的社会肌理。不知此,即不能体会中国人的行动、思维与感情,亦不能切察中国社会之底蕴。犹如不知武士之历史、**及精神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仅知基督教而不知骑士制度与传统,即不能深入欧洲的文化那样。欲明中国,须知五教:儒、道、释、文、侠。 五教关系不是分立的,彼此参互交摄,文在其中。文极重要,却*难理解。外国人无独立的文字体系,固然难以理会;中国人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如每天虽呼吸着空气而不太会注意到。故说的费劲,听的狐疑,需要我从各个侧面来反复介绍之。 详细的解说,略具于本书中,读者开卷自知,无待赘述。这里要简单说说的,只是这本书的身世。 此书身世亦不离奇。只因我对儒、道、佛、侠诸传统都曾有所论析, 对影响吾国极为重要的文字教,自然也就���敢轻忽。尝由文化美学角度作《文化、文学与美学》,由文学社会学角度作《中国文人**史论》,由文学艺术角度作《中国文学史》等,通释其要。本书亦为其中之一端,初版于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是想通过对中国文字符号的解析,指向对文化传统之诠释的。 原编三卷,一论文字、文学与文人;二论以文字为**的文化表现,如史学、哲学、宗教等;三论中国这个文字化的社会。所涉面相,颇为庞杂,所论事类,甚为丛脞,但整体方法与观点是一致的,即以一种文化符号学的方法去讨论中国的文化及其符号。 文化符号学,中土夙少名家;或有治此学者,亦以转述稗贩为主。唯我蹊径独辟,并将符号学与诠释学打通起来。不但视宇闳开,且足以与西方当代学术发展相对观,故我自己对此书是比较珍重的,自以为有开辟之功。曾有评者认为我的做法类似高友工先生的“抒情美学理论”,是企图建构一种中国文学艺术的(主导了民族精神形式显现、意义格式化的)文化逻辑或主导精神。这点我不反对。但若说我所谈的“实质内涵,不论就审美理想还是价值理想,同于高友工所说的抒情传统”,则甚不然。我并不赞成其说,我所说亦要高迥复杂得多。事实上,就连符号学或诠释学这样的名称,恐怕亦不能涵括本书之意蕴,这是要恳请读者诸君留意的。 2000年,此书再版,仍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我又补了一卷,论文化的符号与意义,希望能从更多的角度来补充这个论题、丰富这个方法。2004年应北大蔡元培、汤用彤学术讲座之邀,则另讲了文字之外的“象的文化符号学”,以及文字与言、象、数诸符号体系的关系,头绪粗明,尚待引申,故不复纳入本书。 这次刊行大陆版,多亏了何晓涛兄的细心检校及核实文献。本来想再辑补第五卷,计划收的文章是:一、《汉字:由面对欧洲**论到面对全球化》(原收入《北溟行记》,印刻出版社,2005年);二、《简难:繁简错杂的大陆社会》(第二届台北汉字文化节论文,2007年);三、《简化字大论辩》(原收入《时代边缘之声》,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四、《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的诠释个案研究:“小说文学”学科建立的精神史》(原收入《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五、《论文人书法》(《励耘学刊》2007年第2期)。不过由于原书篇幅已多,后来终究放弃了再予扩充的想法,仍维持四卷本的规模,只在末尾增列了一篇附录:《德里达哀辞》。2004年德里达逝世,友人王宇于北京清华大学置酒追悼之。我昔年写这本书,曾受启发于此君,故临席致哀,略述渊源并小论其得失。附录于此, 或可使读者约略仿佛前文所谓足以与西方当代学术发展相对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