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清商朱佩章接受江户幕府询问有关清朝政治、法律、地理、民俗等情报并由幕府编纂成问答书《清朝探事》，其与《仕置方问答书》是18世纪前期日本人了解清朝的重要资料。 本书由“论述篇”“译注篇”组成。“论述篇”收录6篇文章，考察了朱佩章的赴日 活动轨迹，以及《清朝探事》《仕置方问答书》诸写本的收藏流布情况等；“译注篇”爬梳整理、对比分析了《清朝探事》18种写本，翻译遵从原文、校注严谨缜密，是一部研究清朝情报传入日本的力作。 与通过舶载书籍、“唐船风说书”等获得的清朝情报不同，《清朝探事》是江户幕府主动从清商口中获取的*新情报，为江户幕府推行享保改革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射程与张力。

序 松浦章（关西大学名誉教授） 江户时代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开放长崎、萨摩（今鹿儿岛）、对马（今长崎县对马市）、虾夷（原松前藩，今北海道）四个窗口，关注国外动静，其中获取外国情报*多的窗口是长崎。荷兰商船、唐船即中国商船前往长崎贸易，前者将包括欧洲诸国的世界情报传至日本，这些情报被汇编为“荷兰风说书”，后者将包括中国、东南亚等的东亚情报传至日本，被记录为“唐船风说书”。 唐船抵达长崎港后，江户幕府向其询问相关情报。《唐船入津ヨリ出帆迄行事帳》中载： 年番通事前往该船，详闻中华之风说。递交风说书草稿，一览之上，若无意见，誊写呈交。誊写三通呈交： 上呈，有印，一通；在府奉行副本，无印，一通；此方副本，一通也。 可知，当值唐通事登船询问“中华之风说”并记录下来，交由唐船主确认是否准确。此后依据草稿整理誊写三份，一份钤印提交江户幕府，另外两份不盖章，作为副本，由长崎奉行与唐通事保管。这些“中华之风说”对江户幕府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情报。 另外，江户幕府还向前往长崎贸易的荷兰商船船员询问风说情报。《阿蘭陀船入津より出帆迄行事帳》“异国风说和解之事”中载： 通词目附、大小通词前往加比丹部屋，风说之趣，自加比丹处承之、确认。年番通词持草稿至御役所，阅览后誊写。通词目附、通词联名盖章，呈交御役所。 由此可知，荷兰船入港时，通词目附（监察通词者）与大小通词前往位于长崎出岛的加比丹（船长）住所，向其询问情报并记录成草稿，年番通词拿至长崎奉行所，与奉行一起阅览、誊抄。通词目附与大小通词联名盖章，呈交给长崎奉行。 此外，唐船、荷兰船舶载至日的书籍也是江户幕府获取海外情报的来源，但与上述风说书相比，这一渠道自古有之，并不新鲜。 江户时代初期的中国情报主要汇编于林春胜、林信笃编的《华夷变态》。其虽序于延宝二年（1674），但此后又收录有赴日唐船船主报告的“唐人共申口”，全书所收风说书的日期，上起正保元年（1644），下迄享保九年（1724）、十年（1725）。具体而言，《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正保元年（1644）—万治元年（1658）、卷二至卷五收录有延宝二年（1674）—延宝五年（1677）［卷五还收录有宽文四年（1664）、延宝三年（1675）］、卷六至卷三十四收录有延宝六年（1678）—宝永七年（1710）、卷三十五收录有正德元年（1711）—享保二年（1717）的风说书。另外，《华夷变态》所收《崎港商说》卷一至卷三收录有享保二年（1717）—享保七年（1722）的风说书，松平家本《华夷变态》卷三十七收录有享保七年（1722）—享保九年（1724）的风说书，松平家本补遗《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延宝三年（1675）、卷二收录有延宝八年（1680）、卷十四收录有元禄七年（1694）、卷十五收录有元禄八年（1695）的风说书等。 与此相对，本书选用的《清朝探事》是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于享保年间（1716—1736，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元年）所搜集的中国情报。 德川纪州藩主德川光贞四子吉宗，由于其父、兄早亡，22岁便成为纪州第五代藩主。此后又因七代将军家继在位三年便早逝，德川吉宗于30岁就早早地继承了八代将军之位。德川吉宗年轻时便已精通世故，积攒经验，关心世情。其政治理念在“享保改革”中的文教政策改革、以整备法典为代表的司法改革，以及江户城范围内的行政改革中均有所体现。 德川吉宗成为江户幕府的统治者后，对邻国清朝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命令属下儒官研究其感兴趣的地方。而《清朝探事》正是儒官们搜集获得的中国情报，以写本的形式流传下来，书名众多，内容亦有不同。但是，基本上是德川吉宗对同时代的清朝中国寄予关心的内容集合。 对德川吉宗关心的众多事情能够给予回答的人物有限。偶尔赴长崎进行贸易的朱佩章具备回答德川吉宗诸多疑问的广博学识。事实证明，朱佩章是充分回答德川吉宗关于政治制度等提问的合适人选。 江户时代对中国情报的搜集，始于德川幕府对明末清初政变的关注，之后通过赴长崎的中国商船船主进行搜集。这些中国情报后被整理编纂为《华夷变态》。关于此前与此后传入日本的中国情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東アジア世界を巡る〈三藩の乱〉の情報》松浦章： 《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清文堂出版2009年版，第122—131页。《康熙年間武昌兵変の日本伝聞》同上书，第132—147页。《康熙南巡と日本》同上书，第161—167页。等论文，对德川吉宗就任幕府将军前的中国情报搜集进行了论述，请一并参考。 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被动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且偶然传入的情报较多；但《清朝探事》是日本人主动提出问题请求清人回答后提交幕府的，两者显著不同。也就是说，《清朝探事》是德川吉宗主动对清朝中国寄予关心的问题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法制、地理、民族、语言等多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清朝探事》的部分内容是德川吉宗为进行法律等**重大改革事业而搜集的情报。 本书是葛继勇教授、许浩博士围绕《清朝探事》撰写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6章： **章考察了与《清朝探事》密切相关的赴长崎贸易的商船主朱佩章的经历及其赴日活动，并探讨了《清朝探事》是如何被编撰的等问题。 第二章梳理了《清朝探事》诸写本，探讨了各种写本的条目内容、系统分类与抄写时间等。 第三章对《清朝探事》诸写本的所藏机构进行了调查，阐明了诸写本的现存形态。 第四章对《清朝探事》的部分抄本进行了整理，考察了其内容。 第五章把宽政年间即18世纪末期担任长崎奉行的中川忠英主持编纂的《清俗纪闻》与《清朝探事》进行了比较，考察了两者搜集的中国情报的异同。两部著作的编纂存在近百年的时间差，在此期间，中日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六章探讨了与《清朝探事》密切相关的《仕置方问答书》的编纂及其内容。 除上述章节之外，两位作者还翻译并校注了《清朝探事》《仕置方问答书》的具体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可信凭的文本。 本书不仅对《清朝探事》与《仕置方问答书》进行了细致考察、深入研究，还对两部著作进行了书志文献学考察并翻译校注，对学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笔者期盼本书对今后的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做出更大贡献，也期待广大有识之士阅读参考之。 是为序。

论述篇 **章 赴日清人朱佩章与《清朝探事》的成书 第二章 《清朝探事》诸写本的条目内容、系统分类与抄写时间 第三章 《清朝探事》的诸写本及收藏情况 第四章 《清朝探事》部分内容的抄本 第五章 《清朝探事》与《清俗纪闻》收录的中国情报 第六章 《仕置方问答书》的成书、写本与内容构成 译注篇 《清朝探事》 问目 类别问答 分条问答 附加问答 附录 追加一： 《大清乾隆帝南巡之始末闻书》 追加二： 《中华之事》 追加三： 《长崎至诸国海陆道程》《长崎至异国道程》 《仕置方问答书》 后记 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