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营、徒步旅行、篝火晚会、漂亮的制服、充满激情的歌曲、成为“盟誓的集体”的一员。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数百万少男少女被纳粹以看上去没有恶意，甚至显得蓬勃向上的手段“诱骗到手”。希特勒政权通过一层层组织，牢牢控制了这一代年轻人，并不断向他们灌输爱国、种族主义、做好战斗准备、服从命令以及自我牺牲的思想，将他们教育成为政权的附属品。“二战”中，一批批男孩被“送”给希特勒，“为元首、为人民、为祖国”战死疆场，“这既是荣誉也是义务”；女孩们则大多在前线野战医院或者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 基于对时代见证人的1000多次采访，本书全面讲述了德国纳粹系统将少年儿童纳入其意识形态魔掌的机制，以及当时年轻人在战争中的无谓牺牲。这是一代人的遗言，是一份集体备忘录，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第二章 献身 （节选） 我们的时代见证人也“有限地”透露了她们是如何感知这个男人的魅力的。“希特勒看着我的眼睛，抚摩着我的脸蛋，”汉堡女人罗勒·沙夫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事情。我感觉太美妙了，我不想再洗脸。我母亲说：‘你疯了。’我也许真的疯了。”伊尔莎·霍尔在一次党代会上参加了德国少女联盟的集体舞表演，她这样描述当时希特勒的反应：“他笔直地站起来，说：‘我的姑娘们，当我这样看着这些的时候，我的一切忧虑都消失得不见踪影。’我们做什么了呢？我们互相拥抱着，高兴地大声欢呼起来。我们是在为元首跳舞。不得了，是吧？” 安妮玛丽·安米勒讲述了一次希特勒访问柯尼斯堡的情景，那天晚上，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少女联盟的人持续不断地欢呼：“我们一再齐声高喊：‘亲爱的元首，请您在窗台旁露露面吧。’我们喊得足够久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看他，然后我们又像疯了似地狂喊‘希特勒万岁’。这么来来回回好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学校真的说不出话来了，于是就尽量不说话。” 是什么使得希特勒作为男人对同时代的女人如此具有吸引力？也许首先是因为：他利用一切宣传手段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离群索居者。群众完全不熟悉元首的私生活。关于爱娃·布劳恩的事，德国人也是战争结束以后才知道的。没有一个“普通的德国人”知道，希特勒习惯中午才起床，在他那“山庄”上他更愿意无所事事，而不是研究文件。向新闻影片提供的照片虚构了一个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的元首——一个忠于职守、似乎每一分钟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中度过的人。 此外，这个人造形象还迷人至极，他身边总是围着很多人，光芒环绕着他，于是便引起了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帮助、支持并欣赏他。不管是在情书里，还是在女性见证人的陈述里，都带有一种同时扮演着情人和母亲角色的感情，想把他从那几乎是神秘莫测的远方接来，接到家里，接到灶台旁，接到床上。这里的核心就是希特勒对姑娘和妇女们谜一般的吸引力。“真遗憾，他没有老婆，我们总是这么说，”希尔德加德·申德勒尔说到了点子上，“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真该有一个老婆。那样一来，也许他的一切就好得多了。” 对希特勒跟从前姑娘们的“关系”的描述，某种程度上接近这样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即把独裁者看作行为的主体，姑娘们只被看作“被引诱的”客体。这符合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评价：作为为政权的罪恶目的而出力的执行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男人始终处在围绕着罪恶和受牵连而展开的历史辩论的**，而后代则更喜欢赋予妇女跟从的角色：她们为她们的男人哀悼，在防空洞里为自己的性命而发抖，重建时则成为“清除废墟的女工”。 也许在这方面女性得到了太多的宽容，因为她们同样参加了表决，同样干了，同样掉转了目光，也许她们喊“万岁”的声音甚至比男人的声音还大。不管情况如何，对于少女队这一代人——纳粹少年队一代也如此——来说，在进行历史的评价时要考虑年龄，类似于今天我们的法典认为青少年作案人“不具有责任能力”。“我们作为儿童受到了滥用，”古德伦·保泽旺回忆道，“我们曾经以为，让我们习惯于信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信仰”的核心信息在姑娘们那里当然也是“人种学”——关于“优良血统”与“劣质血统”的思想。跟学校里的教材一样，德国少女联盟的教材同样教授“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尤其是相对犹太人而言。甚至在儿童读物里也埋下了不公正的种子。这是见证人常常引用的小册子《毒蘑菇》中的一句话：“有好蘑菇，也有坏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坏人就是犹太人。但是区分好人与坏人往往是相当困难的。”古德伦·保泽旺回忆起这本卑鄙的煽动性册子中的另一章节：“《毒蘑菇》中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整个青年时代的噩梦。故事说的是有一个女孩子，妈妈让她到牙科医生那里去，她便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一起坐在候诊室里。医生先叫另外那个女孩子进诊室去。医生当然是长着一张犹太人的脸，弯钩鼻子，突出的嘴唇，大眼袋。那个女孩子，就是排第二的那个，单独一个人坐在候诊室里，突然她听见诊室里传出喊叫声：‘不，医生，请不要这样，医生！’然后就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后来医生出来了，示意她进去。这时她跑掉了。那时我作为孩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犹太人到底在房间里对那个姑娘做了些什么？这当然引起了我极大的联想。” 当然，在我们询问的人当中大约只有一半人表示，她们还能回忆起在德国少女联盟或课堂上所进行的反对犹太人的煽动。在这方面，地域的特殊性和人的大脑特有的**防护机制可能起了作用。今天还能回忆起那些阴谋诡计的人，如伊姆嘎特·罗格说：“我们是世界上***的人，我们是世界上*能干的人，我们是世界上*美丽的人，犹太人正好相反——就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有这样一句成语：水滴石穿。我们就像一块岩石，水滴慢慢地击打着它，然后人们就相信，一切都没问题了。”玛卡蕾特·卡森甚至承认：“种族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词。” 诋毁他人的另一方面，是炫示典型“日耳曼人”的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造种族的美丽幻象：他们当然应该是金黄色的头发，北欧人种理想的妇女是蓝眼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有办法的人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补救。“有一次，我买了一大瓶双氧水，”来自柏林的乌尔苏拉·泽姆普夫讲道，“用它洗了头发，漂洗干净，然后弄干。当我妈妈看见的时候，当然先左右给了我几巴掌，然后骂道：‘你拿你的头发干什么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一下子变得非常像北欧人的样子了，金黄色的头发，甚至黄得过了分。另外，同样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要去值班之前，于是我在领导们那里得到了极大的赞赏，因为我的头发金黄得太漂亮了。”对美丽的追求无处不在，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玛丽亚·艾森埃克辩解的理由是，儿童和青年人几乎无法抵抗阴谋诡计的毒害：“就这些问题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只可以重复，表示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的观点是不受欢迎的。”在此可以思索的是，突然被禁止与犹太小伙伴来往，或者正如一个见证人所讲述的，1941年，她母亲把照片上的犹太朋友剪下来时，会引起什么样的内心矛盾。肉体消灭之前，先开始了精神上的清算。

引 言 / 001 **章 诱 骗 / 011 第二章 献 身 / 101 第三章 教 育 / 173 第四章 战 争 / 257 第五章 牺 牲 / 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