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历史自信”为切入点，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历史修养五个维度，对其现实依据、理论内涵与未来指向做了深入探析，展示了“历史自信”的深厚与多维。围绕“历史自信”这一重大理论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今后理论界、学术界亟待深研的多个议题，本书对这些议题多有涉及与阐释。书中征引大量古代经史子集的相关论述，又以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古代文人楷模为样本，论述古人修齐治平的修为对今人的启示。读来既能吸取新知，又生动有趣。这本书值得广大党政工作者与广大青年朋友阅读。

“清明高节满乾坤”：范门家风漫谈 民国**学人钱穆先生在《孔子与心教》一文中曾言：“中国人的家庭，实即中国人的教堂。”倘如此说法成立，那么这座历经数千年世事变迁而香火不绝的“教堂”之中，一定有一部弥足珍贵的宝典，构筑与支撑着中国人的信仰，毫无疑问，这就是家风。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的基础。家庭教育是每个人成长的起点，是人生不断进步的加油站，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就成为个人发展、家族世代传承的宝贵资源，久而久之，所形成的伦理风尚，就是家风。 古人素重身后名。一人��使生前博学多才、德厚流光，但身后毕竟终将化成抔土、趋于萧索。如何让毕生修养和体悟得以延续，士人们纷纷选择重视家教，涵养家风，从而令德性可以子孙承继，代代维系。两宋之时，士林兴盛，其中有一位人物，被众人公认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同时，此公更是言传身教，严修家风，从而泽被子孙，一门多有俊秀英才脱颖而出。如此盛况，后人不禁赞其“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这位大贤，便是以“先忧后乐”享誉后世的范仲淹。 通览范门家风，所涉甚广，精意颇多，堪称历代**家风之范本。粗略看来，*核心内容可大致包括忠义、勤勉、孝悌和持俭四个方面。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古代士人治学问道，无不自立志起。恰如王阳明讲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君子当立治国平天下之宏志，贯穿其中的精神气质必有忠义二字。范仲淹自求学起，便怀有大志。一日，范与几位朋友外出散步，走入一座寺庙求签。当他问签可否做宰相时，签答：“不能”。他接着问“能否为良医？”签答：“不能”。该结果令范氏顿觉郁闷，遂心中暗暗种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抱负。也正是于此信念激励下，日后即使官居要职，他始终未忘记经邦济世、直道而行的初心。 初入政坛，范仲淹担任的职务是广德军司理参军，可谓极不起眼的九品小官。然而，人微未必言轻，无论职务大小，不管岗位轻重，但凡在其位，一定要谋其政，范氏极其严谨的为官之道在此时已彰显无遗。范氏时常抱着卷宗去找太守，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太守争是非”。有些事情，太守已经做了决定，但范以为没有符合规矩或尚存疑义，便坚持原则，与长官论个是非曲直。即使惹得太守发怒，他也不会放弃原则。而且每次争辩完毕，范仲淹回到住处，还把今后要继续讨论的问题写在房中屏风上，于是日积月累，等他结束在广德军的工作时，屏风上已无余地再多写一个字。 到了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守孝期满，再度回归宦海。在晏殊的力荐下，他获得秘阁校理一职，职级不高，却地位优越。不过晏殊举荐范仲淹并非由于私心，而是认定其“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果然没多久，范仲淹就仗义执言，顶撞了掌握朝廷实权的刘太后。彼时宋仁宗年龄尚幼，真宗遗诏中规定刘太后可以对“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使得其在朝堂之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甚至有佞臣解释“天圣”年号，可拆字为“二人圣”，即指仁宗与刘太后两位圣人。换言之，刘太后前后总计垂帘十一载，仁宗朝前期的政局与政策多出自其手。《宋史》评之曰：“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阙失”。然而，到了仁宗将近二十岁时，刘太后依旧没有打算还政于君的意思，范仲淹便借着一年冬天为太后祝寿的仪式之机，递上了一道奏折劝谏。 或许刘太后觉得区区一个秘阁校理的谏言无足轻重，并未有回应。范仲淹却不依不饶，又写一折《乞太后还政奏》，直言规劝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两道折子一上，太后还没有反应，却已吓坏了晏殊。被欧阳修称之为“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晏殊，自然将范仲淹指责了一通。范氏即刻书写《上资政晏侍郎书》长信一封，自道“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故而秉持“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原则，坚决反对“少言少过自全”的做法。可以说，此信既是写给晏殊的，也是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更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准则。《宋史》对此有非常鲜明的褒奖：范“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宋仁宗亲政后，宰相吕夷简当权，滥用私人，结党营私。范仲淹为了匡正风气，绘制了一幅《百官图》献给皇帝，巧妙揭露吕氏以权谋私的恶行。孰料吕老奸巨猾，反戈一击，范仲淹被贬至外地。至交梅尧臣写了一首《灵乌赋》寄给范氏，劝其莫过于耿直，免遭杀身之祸。范仲淹回赠一首《灵乌赋》，义正词严地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忠义精神跃然纸上。此名言与其另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样千古流传，激励着一代代有志于澄清社稷的中华儿女。 受乃父熏染，几位范家子弟从政后亦非常讲求气节。次子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其但凡引荐人才，一定会以天下公议为依据，且从不告知被荐者是他在背后加以力推。于是有人劝告范纯仁：“当宰相，怎能不笼络天下士子，让他们知道都是出自你的门下？”范回答：“只要朝廷所用不失正直之人，何必使他们知道出自我的举荐？”其一颗公心天地可鉴。三子范纯礼刚正敢言。宋徽宗时期，奸相曾布当道，经常揣摩圣意，阿谀奉承。当时朝廷财政很是困难，皇帝从某些渠道了解到实情，心中惴惴不安。曾布却刻意隐瞒，上奏道：“有不少人议论财政支绌，其实现在的情况根本无需担忧，愿陛下不要为此太过操心”。范纯礼闻后当面加以驳斥：“在古时候，如果**没有存贮三年的钱粮，就会深感危机，认为‘国非其国’。如今农业连年歉收，朝廷国库亏空，你却说这根本无碍，岂不是当面欺骗皇上？”此番直言，将曾布批得面红耳赤。四子范纯粹亦是公忠体国之辈。神宗末年，太监李宪鼓动皇帝再次兴兵边陲。皇帝听信谣言，下令“天下人谁敢上书提班师回朝的事，我就把他全家灭门”。谁料偏偏范纯粹不怕死，接连上书反驳，一口气陈述了36条不可出兵的理由。神宗看后，沉默不语，召来太监李舜聪，问他：“范纯粹折子言之凿凿，几无可辩驳。然而我狠话已说，该如何是好？”李回答：“范纯粹说的这些尽管不是全部有，但也不是全部没有”。皇帝明白其中之意，下诏班师，赦范纯粹无罪。范仲淹晚年，曾给予三位爱子一字评价：“纯仁得其志，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三子气质之所以如此，想必与他们继承父亲淑世的抱负和忠义的情怀息息相关。也正因见证了范氏父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与真真忠国之举，**诗人黄庭坚特意写《送范德孺知庆州》诗作一首，热情洋溢地赞美其父子的**功业： 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 敌人开户玩处女，掩耳不及惊雷霆。 平生端有活国计，百不一试薶九京。 阿兄两持庆州节，十年骐驎地上行。 潭潭大度如卧虎，边头耕桑长儿女。 折冲千里虽有余，论道经邦政要渠。 妙年出补父兄处，公自才力应时须。 春风旍旗拥万夫，幕下诸将思草枯。 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棰笞羌胡。 可见范氏父子为北宋边防所倾注的精力，堪称呕心沥血。 “须令苦学，勿使因循” 毫无疑问，忠于**社稷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理想，而理想实现，靠的是孜孜不倦地积累，勤勉不懈地学习，范门诸辈皆是勤学楷模。范仲淹自幼刻苦学习，其“断齑划粥”的事迹，传为千古佳话。他在长白山澧泉寺读书期间，“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后来，他又去应天书院求学，在那里“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经年累月废寝忘食地苦读，沉浸在经史子集的海洋中，范仲淹终成为一位精通经典，博学多才的大学者，用欧阳修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里评价来形容，即“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诗以言志，范仲淹在此求学期间，曾作有《睢阳学舍书怀》一诗，可谓直抒胸臆：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在高卓的格调与丰富的典故里，我们领略到青年学子范仲淹饱读诗书后那种立志于扭转乾坤的抱负与胸襟。 按照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唐宋之间出现过一场转向内在的变迁，统称“唐宋变革”。这导致宋代家族与之前的世家大族存在很大差异。众所周知，世家大族可以世袭，就算是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失去固有的地位与特权，故而彼时人们往往慨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与之迥异，随着南北朝以来士族势力的不断消逝，加之安史之乱之后地方的军阀化、唐末农民起义的再度冲击地主**，所谓世家大族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宋代科举制成为选士授官的主要途径，子孙如果不能获取知识资源意味着该家族很有可能便失去显赫的背景与地位。读书愈益凸显出其在改变个人与家族命运中的作用。 范仲淹深知“君子学而知其仕也，必渐而成德，然后有位焉”，因此他经常劝谕子侄及后辈们勤奋学习，如他曾在家书中嘱咐“二郎、三郎并劝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并四处为他们物色名师，四个儿子各得其所，皆有所长，退则撰文作诗，进则为国谋事。在此家风浸润下，其子孙皆勤学苦读，能文擅画。长子范纯祐“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范纯仁“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范纯粹“沈毅有干略，才应时须……论事剀切”。假如没有当年年少时扎实沉潜的学习历程，很难想象他们后来能成为国之栋梁。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这是范仲淹考中进士后所提诗句，终其一生，他也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在全国各地尽力办学兴教。为使更多范氏族人受到教育，范仲淹创办了义学，教育对象是本族适龄儿童，全部免除教育费用，此外还承担了他们参加科考所需经费，“暨公登第立朝，为守为帅，以至大用，名位日盛，禄赐日厚，遂成义庄、义学，为其宗族宅于斯，学于斯”；“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于是“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于这般氛围中，短短四十余年内，家族就先后有范琪、范师道、范纯仁、范世京、范世亮等五位族人进士及第，可谓范门一时之盛事。 “此而或忘，己将何处” 兴家靠勤学，持家则须依凭孝悌与俭约。《宋史》有载，范仲淹“性至孝”。他进士及第后，便将母亲接到身边，“欲便亲养，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以往”。母亲去世，范悲痛欲绝，自陈“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对于继父朱文翰的养育之恩，范也念念不忘，如他曾上《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请求给予继父封赠，表示“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何处？”为了告诫子弟抱持一种朴素的生活态度与作风，范仲淹曾特意写《告诸子书》，其中如此动情地道出肺腑之言：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尚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对于祖宗与家族同胞，范氏也希望各位子弟能包容善待，他在《告子弟书》中写道： 京师交游，慎于高议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固得免祸。 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 青春何苦多病，岂不以摄生为意耶？门才起立，宗族未受赐。有文学称，亦未为**所用，岂肯循常人之情，轻其身丧其志哉！ 贤弟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请多著功夫看道书，见寿而康者，问其所以，则有所得矣。 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人好事，以光祖宗。 以父亲为榜样，范仲淹的子女们也很孝顺。史称范纯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后来纯祐身染重疾，纯仁“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甚至为了照顾哥哥，他两次抵挡住升职诱惑，拒不出仕。 范门的孝悌家风得到后世子孙很好延续，《万姓统谱》曾记：“范之柔，字叔刚，文正五世孙，举进士，历刑礼二部尚书，太子詹事，事君奉亲，一以文正为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卒谥清宪。”于此可见一斑。甚至后来范氏家族还托范仲淹之名义编写了《范氏家训百字铭》，具体如下：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因史迹久远，我们很难确定此铭出自范仲淹之手，但理念当是源自其一生所坚守的家风标准。 “惟俭可以助廉” “礼，与其奢也，宁俭。”早在先秦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便将节俭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受儒家熏陶，范仲淹自幼崇尚俭约。在继父家时，范屡次规劝朱氏兄弟节俭，“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身居高位后，范之俭朴生活依然如故，“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终其一生，范一贯以节俭自持，“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对于俭约之风，范仲淹以身垂范，且对子弟谆谆教诲���父严如此，儿女皆谨遵家训。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他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时，司马光也在洛阳做官，两人“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尽管招待宾朋仅是粗饭薄酒，且是酒过数巡即罢，洛阳士人却仍愿把参加此会当做是件幸事。 范仲淹如此为人，更是如此为政。庆历三年(1043年)，范氏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发动了庆历新政，其中一项改革措施便是整顿吏治，选拔路级地方官员转运使。范仲淹那里有一份候选人名单，仔细审阅后，他大笔一挥，将一名名碌碌无能之辈全部划掉，将名实相副的精英留下来。当时重臣富弼在旁边协助，看到后不禁生了恻隐之心，委婉提醒范仲淹：“范十二丈公，您这一笔划下去，那一家人可就得哭了！”范停下笔，答曰：“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啊！” 诚哉斯言！庆历新政的目标就是要痛惩尸位素餐、鱼肉百姓、吃拿卡要之徒，他们的噩梦来临了！范仲淹通过新政选拔了一批批转运按察使和提点刑狱公事，要么勘察询问，要么囚禁抄没，令这些蝇营狗苟者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八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改革，范仲淹重定了《三班审官院流内铨条贯》，令天下各州县兴办学校，改革科举政策，并指派数百位转运按察使、提点刑狱公事赴各处对全天下的官员进行严格考核。随之一大批德不配位、能不配位的官场蛀虫被查处，一批清正廉洁、德才兼备的官员被授予重要职务，一大波旧规定被废除，比如取消公费宴会、赐宴和补贴膳食等，继之一大批新制度构建起来，比如规定举子必须在校学习三百日，才能参加州县科举考试，基层教育由之广为铺开。 范仲淹如此为政，更如此育儿。他教育子孙“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纯礼历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礼部尚书等职，官至尚书右丞。无论身处何职，纯礼不忘节俭，“布衾絁袍，不为表襮沽名誉。食饮不择其鲜，不役婢妾”。不单践行了范门家风，更堪为士林表率。次子范纯仁自幼深受父亲教诲，史书记载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每遇到重大事项，范纯仁都会想到如果换作父亲，将会怎样处理。他曾经对皇帝说：“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无怪乎《宋史》称誉其“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 不妨再举两则案例。**则，范纯仁不会因家族私事惊扰地方。兄长范纯祐去世后，要在洛阳安葬。富弼得知，马上致信洛阳尹，请其协助范氏家人处理后事。洛阳尹遵照指示，一直在驻地等待，孰料一段时间后，仍未见范家人。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范纯祐早已安葬。这令洛阳尹很是惊讶，自己作为父母官，居然未能听到一点风声。范纯仁感谢其好意，但明确告知：“这是我们家里的私事，哪能打扰公家呢？” 第二则，范纯仁善于化民成俗，精研治理之道。知任洛阳时，有个名叫谢克家的人从河阳而来，途中遇到一位老头在眯着眼睛蹲在墙角晒太阳。有人接连两次告诉他：“你家老黄牛被人偷走了！”老头毫不理会，神态自若。谢克家顿时觉得老头的精神境界着实高，一定是位超脱物外的绝世神人。他禁不住走过去向老头问话。老头哈哈大笑道：“我哪是什么奇人，范公(纯仁)在此，谁还愿意去偷盗啊？牛不会被偷的！”后来，黄牛果然自己回来了。可见范纯仁为官清正而有道，使得治内弊端消弭，百姓安居乐业。待范纯仁病故，时人邓忠臣对其有过这般评价：“每思捐身而开策，尝愿休兵而息民。只知扶危而济倾，宁恤跋前而后”，“循公忘己，为国惜贤。”是为至评。 任职苏州时，范仲淹曾撰下组诗《苏州十咏》，其中写道“唯有延陵逃遁去，清明高节满乾坤”。在新时代，中国人要想心有所安、魂有所系、志有所托、身有所归，追求美好生活，理当塑造优良新式家风，就须从传统家风中探寻宝贵的“清明高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勤俭持家、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里，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可以说，注重家庭、注重家风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作为杰出代表的范门家风，洵无愧也！ ——摘自王学斌著《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版。

导论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 历史自信 一、历史自信的四重现实依据 二、历史自信的四层理论内涵 三、历史自信具备鲜明的未来指向 四、于长时段中把握“历史自信” 五、百年青年荣光与坚定历史自信 六、近四十年来党史国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类型 第二章 历史自觉 一、赓续精神谱系，走好“精神长征” 二、源起、源头与源泉：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三、学史增信，发掘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四、从历史的“三岔口”走向觉醒 五、以大历史观重新审视“五四” 第三章 历史思维 一、“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领导干部为何要提高历史思维能力？ 二、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三、上古下今，所思不远 四、关于百年党史学习教育的四点思考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优势 第四章 历史智慧 一、“德主刑辅，道一风同”：中华传统德治理念与实践 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中国古代大一统传统及演变 三、“宇县复小康”：中国历史上的“小康论” 四、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五、化育风气，造就良才 六、大江大河有大治：治水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七、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 八、千年家国两相依 历史修养 “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二、《论语》“君子”之境的当代价值 三、共产党人当养“浩然之气”：《孟子》的时代意蕴 四、“清明高节满乾坤”：范门家风漫谈 五、明儒王阳明一生的三个“命题” 六、怀德以致远：曾国藩的修己与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