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东进之后,与中国本有的儒学、道教,形成了中国三大哲学思想体系,共同参与构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在这一**中生活的人们与他们的一切社会实践,无不刻上了儒、佛、道的思想印记。戏曲自然也不例外,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这三者的影响。这方面的情形,前贤时彦皆有论述。然而关于佛教对中国戏曲影响的评述,稍嫌粗略,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历时的描述,对一些现象也缺乏深刻而能揭橥本质的分析。本人长期从事佛教剧《目连救母》的研究,对此问题一直注意搜集资料,今不揣浅鄙,将自己对佛教给予戏曲影响的认识公布于同好,以求教正。
一、佛教音乐对戏曲音乐的影响
佛教音乐是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佛僧、佛经一起传人中国。佛教僧侣无论是自修还是传道都要念经,而“念”并非是平常的念书,实际上是一种歌唱,“念”是唱诵之意。*早的佛教歌唱的主要方式是“呗赞”,“呗”是梵语的音译,又译称“婆陟”、“呗匿”。在古代印度,僧俗歌咏十二部经,不管是长行的散体内容,还是有韵的诗体形式的偈颂,都称为“呗”。呗的特点是歌唱合于管弦,也就是说,唱诵时有管弦的乐器伴奏。佛教传人中国后,歌唱方式又新创了“转读”,其原因是梵语佛经经过汉译后,文体改变,经文较为整饬的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变得散漫而不易于配乐歌唱,于是各地僧侣们便采用随口令式的民歌小调来唱诵佛经。所谓“其浙左、江西、荆、陕、庸、蜀,亦颇有转读,然止是当时咏歌,乃无高誉,故不足而传也”。① 在当今从事中国戏曲史论研究的学人中,朱恒夫教授是文通朝野、学贯古今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初,恒夫曾师从于**的戏曲史专家钱南扬、吴新雷等先生,继而又师从于**的古典小说史家陈美林先生,在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戏曲与小说的前沿性课题研究。他与学界同仁颇多交流,转益多师。他一直在大学里工作,曾任图书馆馆长,并开办了同济大学中文系,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恒夫徜徉于曲学文海之间20多年,笔耕不辍,成果颇丰。他视野中的“曲学”,不囿于文学意义上诗、词、曲、韵之“曲”,更是戏剧范畴和场上实际意义上的“戏曲”。我与他治学之道相通,引为文途知己。20世纪初,王国维从经史子集的文献着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戏曲”。1912年,他集相关成果为《宋元戏曲考》(又称《宋元戏曲史》),对“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建立有开创之功。20年代,“戏曲”被纳入“国学”,在大学学堂里开设,并伴随有曲学、剧学的兴起。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作为“国学”的戏曲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属“元明清文学”),学子纷纭,成果蔚为大观,于是,“戏曲”文学内涵的探索和作家作品的讨论大为深入,但曲学、剧学、艺学相对薄弱。剧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对于研究传统戏剧的学者来说,打通文学、曲学、剧学、艺学甚至美学、文化学之间的界限是十分必要的--戏剧的历史性研究也应该有如此开阔的视野,与国际性的戏剧学研究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