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拉斯曾写道，一个人的品格取决于他与世界的联系。“品格”关乎我们珍视和想被承认的个人特质，我们也正因此而被他人所需要。但今天，“谁需要我？”却成了一个受到巨大挑战的问题。冷漠的现代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努力无动于衷，每个员工都被设计成可以被替代，在一次次企业再造中被利用后弃之如敝屣，这明显而残酷地削弱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感。 被集体裁员的IBM 程序员、被全自动设备侵蚀手艺的面包师、为挑战自我尝试转行却又铩羽而归的酒吧女店长、达沃斯论坛上如鱼得水的人生赢家……新的职业故事把弹性经验和静态的个人伦理分离，让员工止步于简单又肤浅的劳动，不再深入理解并投入工作。复杂的分工和高科技使专有技术不再属于任何职业，而只存在于支配人的程序之中。 讲究个人品格、相信工作的意义、不断提高技艺并成为不可替代的行家已经是上一代的传说。今天，在这个让我们漂浮不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该如何找回自己对工作的掌控权？

一
漂移 前不久，我在机场偶遇一位朋友。我称他为“瑞科”，我们已经15年未曾谋面。我曾在25年前采访过他的父亲，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书《**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那时他的父亲恩里克做着一份清洁工的工���，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瑞科那时刚进入青春期，天资聪颖，而且是名运动健将。我和恩里克失去联络是在十年之后，那时瑞科刚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在机场旅客休息室里出现的瑞科，手提时尚的皮制电脑包，显耀着一枚顶部刻有图章的戒指。他穿的那件西装已经超过了我的购买力。看起来，他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我初次见到恩里克的时候，他在市**的写字楼里做扫厕拖地的工作，从事这行已有二十年之久。对于工作他可谓毫无怨言；对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他早已放下执念。他工作的长久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养家糊口。他努力了十五年才存下足够的钱，在波士顿郊区买了房子。从此，他和往日的意大利社区切断了联系，因为住在郊区对下一代更好。后来，他的妻子弗拉维亚也开始离家工作，在一家干洗衣服的工厂做女工。我初识恩里克是在 1970 年，那时他们夫妻俩正在存钱，为两个儿子上大学做准备。
恩里克那一代人让我深有感触，因为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呈现出如此的直线性——他们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的成就是在时间线的延续中逐渐累积的，恩里克和弗拉维亚每周都会核算存款的增长，衡量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房子里添置用品，改进布局。*后，他们的余生是可以预期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已经淡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虽然我**次见到恩里克时他才四十岁，但他已经确切知道自己的退休时间，以及退休金的数目。
对于社会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可自由支配的资源只有时间。为了实现时间的积累，恩里克需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所说的“铁笼”，即一种把时间的使用合理化的官僚结构。以恩里克为例，工会对于薪水有论资排辈的规定，而政府也有关于养老金的规章制度，这些都起到了脚手架一般的保护作用。当他在这些资源之上再加上自律，带来的结果就具备了经济之外的意义。
他为自己刻画出了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物质和精神上的经验都得到了积累；因此，将他的生活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加以呈现，对他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势利之人可能会认为恩里克的生活索然无味，但从恩里克的自身经历而言，岁月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一次次修修补补，一次次偿付贷款利息，剧情也随之向前推进。这位清洁工觉得他是自己人生故事的执笔人，尽管他社会地位不高，但这种叙述方式赋予他自尊。
恩里克的人生故事虽然一目了然，但又绝不是只有简单几笔而已。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他如何横跨两个世界，在他的老移民社区和新兴郊区之间穿梭往返。在郊区邻居的眼中，他行事低调，是个安静的居民；当他回到旧时社区，就变得较为引人注目。他被那里的邻里视作一位可敬的长辈，虽在外面闯出了名堂，但每个礼拜天仍会回来做弥撒、吃午饭、喝咖啡闲聊。那些与他相交有年的老朋友对他的故事知根知底，他们都认为他已经出人头地。新邻居也在心里默默地尊敬他，因为他的举止比较随大流，家里始终窗明几净，花园总是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活风平浪静。恩里克独特经历的耐人寻味之处，主要在于不论他走到哪个社区，他在两边的世界中都能得到认可——他只有一种使用时间的纪律性，却**出了两种身份。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幸福和公正，受人尊敬的人便会以同等的尊重来回报他人。这是费希特 在《国法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Laws）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对他人的认可（recognition）会带来“互惠效应”，但现实世界并不以如此慷慨的方式运行。
恩里克不喜欢黑人，虽然他曾和黑人共事多年，彼此之间也相安无事；他也不喜欢那些非意大利裔的外国人，比如爱尔兰人，虽然他的父亲几乎不会说英语。他不赞同同类相争，但也没有**盟友。但*重要的是，恩里克不喜欢中产**。他说，在我们这些中产**的眼中，他只是“像个零蛋”一样的隐形人；他担心因为自己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有一份做粗活的工作，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对待他。他的怨怼之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他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对比，他觉得黑人喜欢无病呻吟，习惯自怜自艾，外国人是带来不公的侵入者，而中产**没有付出努力却能享受特权。
虽然恩里克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荣誉，但他一点也不希望他的儿子瑞科重复这种生活。我的这位朋友被“美国梦”鞭策着，期盼子女能够向着社会上层流动。瑞科放学回家做数学作业时，恩里克好几次向我夸耀：“他讲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听过很多瑞科这种孩子的父母说：“我不了解他。”他们的语气严厉，好像被子女抛弃了一样。在某些方面，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违拗家庭神话给我们安排的特定位置，而向着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则让这段历程更加盘根错节。瑞科这样沿着社会阶梯攀爬的年轻人有时会因父母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说话带有劳动**的口音，举止粗鲁。不过，更经常让这些孩子感到窒息的是，父母永远对**精打细算，又总是把时间掰成小块。这些有天赋的幸运儿都想要摆脱束缚，开启自由放飞的人生旅程。
在许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这次在机场的偶遇，我才有机会了解恩里克的儿子之后的际遇。我必须承认，我不太喜欢在机场休息室里看到的情况。瑞科身着昂贵的西装，可能只是出于业务的需要。但是，他戴着的那枚带有图章的戒指则既像是一个谎言，又像是对父亲的背叛，因为这样的戒指往往被视为**家庭背景的标志。不论如何，我和瑞科机缘巧合地在这一班长途客机上再次聚首。这并不是那种美国式旅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向你推心置腹，落地之后提取实体行李，便永远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虽没有受到邀请，但还是主动坐到了瑞科旁边的座位。从纽约到维也纳是一段漫长的空中旅途，我在*初的**个小时中就想方设法地向他打探消息。 我了解到，瑞科实现了他父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期望，但也确实摈弃了父亲的生活方式。瑞科蔑视“做**和尚撞**钟”的人，也看不起被官僚主义盔甲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人；相反，他认为要乐于迎接变化，勇于承担风险。他也获得了成功；恩里克的收入位于薪资等级结构的底层，只超过全社会四分之一的人，而瑞科则已经攀升到了前5%的位置。但瑞科认为，他的故事也并没有那么幸福圆满。
瑞科首先在当地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就读，毕业后去纽约的一所商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她和瑞科是同学，是一位家境较好的年轻新教徒。这对年轻夫妇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也许会频繁地搬家换工作，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瑞科毕业后的十四年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搬了四次家。
硅谷计算机行业发展之初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时期，那时瑞科开始在西海岸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然后他搬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也有不俗的工作表现。不过，他下一次搬家则是为了妻子的事业发展。如果瑞科是巴尔扎克笔下那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但没有获得加薪，而且还离开了高科技活动的温床。他转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处办公园区，那里虽然绿树成荫，但位置更加偏远。弗拉维亚离家工作时，恩里克多少感觉面上无光；瑞科则把妻子珍妮特视为平等的工作伙伴，并且已经适应她的节奏。就在珍妮特事业开始起飞的关头，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
在密苏里州的办公区，这个年轻人碰上了不确定的新经济形势，陷入困境。 就在珍妮特得到晋升的时候，瑞科却被裁员了。他的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并购，而那家公司原来就有自己的分析员。因此，这对夫妇又搬了第四次家，回到东海岸的纽约郊区。珍妮特现在管理着一个会计师大团队，瑞科则创办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
他们的发展势头都很不错，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互相支持，堪称是对模范夫妻。但是，夫妻双方都经常担心自己会轻易失去对生活的掌控能力，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既往工作历程中。
就瑞科的情况而言，他对于失去掌控力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涉及到时间管理。当瑞科告诉同辈伙伴他要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咨询公司似乎是一条迈向独立的路径。但在创业之初，他发现自己被一大堆琐碎任务吞没。比如，他需要自己去复印，在此之前他只需要理所当然地拿到复印文件。他发现自己还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人际联络工作；每个电话都必须接听，每个泛泛之交都必须保持联系。为了拓展业务，他不得不跟随别人的时间表来行动，而那些人并没有义务答理他。他像其他咨询顾问一样，希望能按照合同所拟定的咨询范畴来开展工作。但他又说，这些合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有其表。一个咨询顾问通常要根据付费客户的想法来处理问题，而他们的想法总是不断变化，还会有一时兴起的奇思妙想；瑞科在工作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固定，因此他不能说：“我做的就只是这些，我负责的只是这些。”

一 漂移 二 常规化工作 三 弹性 四 难辨 五 冒险 六 工作伦理 七 失败 八 危险的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