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卡机上显示的时间是 6:58 。我笑了,同时心里发紧。 我已不再像刚进厂时那么愤怒,像完全接受了这个事实——打卡机快六分钟。现在的真实时间,应是 6:52 。当我习惯性地“走在时间前面”时,我知道我还习惯了其他的。 譬如这个车间。它还如**次所见的那般喧嚣,那些气喘如牛的注塑机,依旧轰响;穿土黄工装的啤工,依旧如枯草般抖动……然而,时间一久,这一切便如褪色画面,丧失了*初的饱满和尖锐,变得不再扎眼。 譬如每天六小时的睡眠。开始我觉得我坚持不了一周:然而,一周后,那种重复的循环、稳定的规律,不仅精密地操控住我的身体,同时,还渗透进我的灵魂中。无论我起初多么不适应,*终还是屈从了这新的日常生活习惯。工厂的时间表规定得细致而严格,每个进厂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都必须熟悉它,实践它。现在,当我套上工装,对着脏镜子扣上帽子,端着不锈钢茶杯,走向注塑机,我已经变得脚步平稳、眼神安然,像在这里已待了几辈子。 在工厂工作,比参观工厂有意思得多。一旦受雇,无论是注塑机、卫生间、塑料箱,还是那敞开的前后左右四个门,都显得真切起来。人们承认工厂是重要的,但如果不参与其具体的日常工作,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也会对工人��某些行为感到怪诞惊诧。参观者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一个工厂,因为工厂被努力装饰过,而参观者所能提出的疑问又那么少。 那天早晨,一切都那么平静。当我走向 29 号机时,停住脚步——那里已有人在干活。是个女孩,十七八岁,身子细长,小脸白肤,单眼皮,怯生生望着我。我问她,方姐呢?她没听懂:“什么意思?” 我将茶缸放在倒扣的塑料箱上,冲着机器那边喊:“方姐?” 阿凤探出身子,用手戳了戳对面车间:“去了那边。” 我瞥了眼那女孩:“你老乡?” 她点点头:“新来的。” 看起来,她像一张移动的纸,白、薄、脆:而阿凤则刚好相反,黑、胖、粗。 二 118 号! 我打了个寒战。在车间,每个人都必须牢记自己的号码。这个号码会让人忘记自己的私人身份,而变成某种被高度浓缩的简化品。 迷你衣架有巴掌大,凹槽里凸起的塑胶棍,需用钳子剪掉,再用布擦净,放在箱内,每箱五叠,每叠二十个,一箱一百个。看起来,这个活儿比从水箱里捞刷头轻松许多,至少那种钻入骨缝的寒凉不再侵袭我;然而,我高兴得实在太早。衣架刚从啤机啤出,滚烫,凸起小棍虽细如铅笔芯,有一指节长,却相当坚硬,加上支架内交叉着十字框,所剩空隙有限,若要平稳剪去小棍,须将钳子完全探入,适度斜侧,方能彻底了断。若**次剪不彻底,留有凸点,需补剪。 这**,我做了二十箱货,捏钳子两千次以上。我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过手掌。因为没戴手套,到中午时,右手几近僵硬,从无名指至掌心,表皮磨出道暗红印迹,大拇指变粗,虎口处肌肉隆起。那凸起的小棍,不是一个个出现,而是一群群出现,我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我总想找一块尚未受到挤压的地方,然而,丝缕暗伤已蔓延到整个掌心,无论我从何种角度捏下,都能扯得心痛。 没有人计算过,一双手的皮肤、血管、肌肉和神经,到底能承受得住多少次挤压。枯燥、单调,单调、枯燥,循环往复。也许我会发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 嫌我干得慢,组长把阿凤调过来跟我一块儿。她确实快,简直是太快了。我剪掉一根棍子的时间,她已剪掉两三根。这种活生生的逼迫,令我真想抡起衣架,打在她的肩膀上,让她慢一点儿。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错了。 阿凤才不傻,不会只顾埋头苦干,把自己变成机器人。阿凤的聪颖,需面对面潜心观察才能发现:她往往在一阵大干之后, 突然起身,像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昂首疾步走到对面,从注塑机间穿过,从有风和阳光的门口穿过,再挺直腰杆,大踏步返回座位。 她干得太漂亮了! 她的脸色是那样坦然,嘴角挂着笑,根本不像无故脱岗。当她返回,坐定,再次启动手指时,像某台机器被按了启动键,再次闪电般干起来。如果这时组长进来,会一眼看到,整个车间里,阿凤干活*卖力。 阿凤的快让我的慢变得扎眼,我戴着隐形眼镜,对焦总不那么利索。并且,我没有那样一双手:五指粗短,像被烟熏过的木棍,指甲乌黑,看不清掌心纹路,左手大拇指内侧,有几道印痕,像毛笔蘸着白漆在黑纸上划过。 她说:“绝不在一根棍上剪第二下。” 我纳闷:活干得快,有表演性质;但活还要干得细,不返工,才是*后的胜利。 我惊诧地问:“QC 让返工怎么办?” 她“呸”了一口,咬牙道:“Q C 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 组长喜欢熟手,怂恿大家速度要快,这样他填工单时,可以将总数*大化。可是,这一切都必须要过 QC 关。阿凤将对 QC的声讨扩大化,扩大到对这个厂的不满。她扬言再过两个月就走,回原来工作过的玩具厂,说这里不好,要连上十三天才能休息,下半个月还要上夜班,能把人熬死。我诧异地问她,何不现在就离厂?她叹气,春节为回家辞了工,再来时,厂里已招满人。但她揣测,再过两个月,天气变热,到了玩具的销售旺季,工厂为赶货,还会再招工。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阿凤甩下钳子,冲着她的小老乡喊:“ 阿红,走!”阿红像触电般,即刻抬起苍白小脸,丢下刷头,将湿漉漉的双手在工衣上擦了擦,跟着阿凤冲出大门。她们居然……上了办公楼!上班时间擅自离岗,简直是发癫。阿凤打工多年,哪里不知这道理?即使是阿红,也不会如此愚痴。可是,听到阿凤召唤,阿红依旧毫不犹豫地跟在她身后,一派生死与共的模样。 她们离开车间后,这里的一切都在继续,像没发生任何改变一样。然而,某种古怪的情绪四处蔓延,致使空气仿佛变得稀薄。每个人都呼吸紧张,眼神古怪。大约二十分钟后,她们从大门口进入,我即刻做出判断:她们不会走。因为她们没有摘下帽子! 那帽子在我看来,实在丑陋——面料稀疏,帽檐疲沓,松紧带丧失弹性,既不像厨师帽般雪白,也不似头盔般坚硬,非但不能赢得某种职业尊重,反而更让人丧失自信。若离职,**时间,就是把那帽子摘下来。 阿凤和阿红回到座位,一声不吭地开始干活。不到十分钟,阿凤忍不住骂起来:“破保安!”原来,昨晚保安突击检查宿舍,发现阿凤屋里接了电线,要罚款。阿凤说她根本不知道这根电线的存在,一定是前面的人接的。保安说,你们省的女人*会说谎! 在工厂,打工者总是被预先设定某种身份,以及一系列被想象和假定出来的文化特征。在一些广东人看来,外省人懒惰、不讲文明;而外省人则总是力图通过抗争来纠正这种偏见。阿凤虽打工多年,能听得懂也会说广东话,但却坚持说家乡的普通话。 在这个工厂的女工宿舍,很多女孩**看电视剧,不是为了剧情,是为了学广东话。她们都强烈地意识到,在珠三角,若想获得更多上升机会,不仅要改变以往生活的“坏习惯”,还要改变口音。而阿凤则认为,只要自己干得足够快,就已是好员工。 今天一早,阿凤都在寻找机会,当看到经理的身影闪过门口时,她即刻弹跳起来,喊上阿红,直冲三楼找经理“申冤”。这种做法危险至极,如果经理心情好,一切都好说;如果碰巧经理心情烦躁,懒得听这种越级汇报,阿凤便会失去工作。今天,经理的心情不坏也不好,听完阿凤的讲述,叫来组长,让他处理这件事。 经理并非纵容这种行为,实在是厂里严重缺工。并且,工厂就像个压力锅,必须让工人有地方透气。组长根本不愿辞退阿凤,他*讨厌培训新手。一切因素纠结在一起,令阿凤的这次赌博行为,非但没有遭遇惨败,反而以保住工资、挽回尊严告终。 三 车间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复制、复制、复制。注塑机中不断吐出啤好的模具,所有的机器都在动,自己也在动,整个世界都在动。在运动的车间,思想是软弱的,没有**,一切都在围绕着机器旋转,没有任何支撑点,人变得随波逐流。 当我不断地捏下钳子,终于明白:肉身是有极限的。手掌磨烂,肩头酸痛,腰肢弯曲,汗如雨下……疲惫、疼痛、困倦,无尽头的重复,没完没了的衣架,汹涌而来的珠光蓝小棍……它们像是龙卷风,裹挟着我,让我几近晕厥。人到底不是机器——甚至机器,也需要加油,也会发脾气,突然啤出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产品,像某天心情不爽,要罢工。 人在机器面前失去的是自由——这是*重要的症结。 当我陷入思忖时,干活的速度就会变慢。我总比不上阿凤。她说,*初在电子厂干活时,她手脚也慢,被拉长训斥后,她还被罚不准吃饭,中午加班。整个拉线上只有她一个人,她边干边哭,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屈辱。于是她发了狠,尽量不去想任何事,让脑袋一片空白,只用眼睛盯着电子板。跟着,奇迹发生了,她的速度提了上来。 我试图照着阿凤的样子,让手指快起来,然而,我却无法让脑袋一片空白。阿凤说我的心思太多,说老板不喜欢像我这样的人,说老板喜欢年轻、没有经验的女工,因为她们不会提更多要求,不会打架滋事,一干就是好几年。 终于熬到吃午饭。 厨房紧靠宿舍楼,是一间大平房,侧旁开着窗,窗外有个铁护栏,长达四五米。人群在其间蜿蜒,一个挨一个。菜装在长方形不锈钢铁盘里:炒豆腐、炒黄瓜片、炒油白菜、炒笋丝。除笋丝里有些肉外,其余皆素。汤和饭放在露天的大桌上,管够。汤的颜色灰白发乌,装在大桶里,看不到底,用木柄长勺舀起后,有丝缕蛋花浮动。 饭堂不大,只有二十平方米,长条木凳前坐着三四个人,端着碗,正盯着电视看剧。坐在中间如痴如醉的人,居然是组长!一绺头发耷拉到额头,他却浑然不觉。电视屏幕上的人服饰华美、面孔精致,与他疲倦的脸色、脏污的工装形成反差。据说,组长算不上管理级,工资只比我们这些普工稍高一点儿,角色十分尴尬,别说董事长、经理、QC 他得罪不起,就连熟练的普工,他也不敢怠慢。他在监督别人干活的同时,自己也要干,将装好货的塑料箱码在大拖车上运走,常常忙得头昏脑涨。 更多的人走到露天的棚子下,坐在塑料桌椅上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