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020学年,我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做访问研究。期间,我有幸旁听了时年88岁高龄的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教授主讲的“西方政治哲学史”课程。曼斯菲尔德教授沿袭了施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授课风格以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和进行文本诠释为主。在这门课的开始几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然是绕不过去的重量级古典思想家。柏拉图《理想国》开篇的**个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正义?”实际上,“何谓正义”在今天依然是中西政治理论界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德谟咯葛”(demagogue,亦即富有煽动力的民粹**)时,曼斯菲尔德教授表情有些无奈地暗示,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就是一位“德谟咯葛”。尽管曼斯菲尔德教授讲授的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但他的课程常常给人以一种在古今政治之间穿梭的感觉。 在我访问期间,哈佛大学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堪称当时的学术明星。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这些年则因为重申“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概念而名声大噪。许多人都知道,这一概念之所以流行,乃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日趋复杂的政治关系。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框架中,美国被视为***,而中国被视为挑战者。埃利森教授在提到他如何想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时,竟将其追溯至他本人大学一年级“古希腊语”课程上所阅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该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触动了艾利森教授。之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开始流行。由此看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今天大红大紫的流行概念,竟然可以追溯至一个2000年前的西方古典文本。 然而,当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我却鲜少看到这种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在研读几种流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专门著述时,许多人的直观感受都是,它们只是在探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古迹”,而难以将这些古代政治思想融入现代政治议题,或者难以实现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这也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只能吸引专门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而无法展现其能够增进对于当代政治认知的“现代魅力”。 究其原因,在我看来,除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特质以及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主要还在于国内学界往往用一种较为陈旧的范式来研究与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做法是,以主要思想家的著述为基础,根据这些著述的主题分列篇目,然后进行诠释、总结与评析。按照葛兆光教授的说法,“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评功摆好”。 这种做法固然有不少优点,能够以代表性思想人物为**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梳理清楚,让后来者用较短时间就能掌握一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知识地图”。但这种做法的缺憾也相当突出,*重要的莫过于,由于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这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与写法,已经难以关照当代学者和读者普遍关心的现代政治议题,容易导致一种为了研读古代文献而研读古代文献的情形,难以实现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问题意识之间的有效对话。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政治史,接受的主要是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训练。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流研究的“自我设限”,我们需要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喜欢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主要古典文明思想奠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Axial Period),这一时期对应的恰好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盛局面,而其中影响力*大的,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这三大思想流派。因此,这项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试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具代表性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政治理论。用一句话来说,这本书的目标是以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科学重新理解古代思想。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对当代中国来说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们不应该成为一种思想的图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恰恰可以为我们以一种更加客观公允的立场解读、诠释这些思想提供另一种可能,从而有可能实现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现代政治议题之间的思想对话。面对祖先的著述与理论,作为后人的我们固然应该心存敬畏,但同时,我们亦可抱有一颗懂得检讨与反思的心灵。毕竟,每一代人都需要部分地或整体地突破先辈曾经为他们的后人设定的认知框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初稿排定以后曾呈送复旦大学文科**教授葛兆光先生审阅。葛先生耗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对初稿做了数十处批注与点评,又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葛先生的点拨、指正与作序,对我这样一位晚辈来说,是莫大的提携与鼓舞。我只能说,这种提携与鼓舞,激励着我未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平素就很关心我学术成长的葛兆光教授与戴燕教授,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感动。 是为序。 2023年6月于复旦大学文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