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考察17、 18 世纪肇始于法国皇帝路易十四，而后整个欧洲出现的一种带有东方品位的艺术风格和潮流。作者没有简单从文本中考察这种文化潮流，而是将目光聚焦于中世纪欧洲旅人带回的光彩夺目的瓷器， 或是东印度公司输入的中国工艺品、丝织品。或者说，作者是在一种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理解欧洲的这种艺术风潮。本书配有大量稀见的外销瓷、丝织品、油画图片，图文并茂，可以让读者形象了解欧洲中国风思潮的历史和特点。

2012 年秋季，我在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开一门“Chinoiserie—中国风与外贸瓷研读”的文化研究课程，利用视觉文本来诠释近代东西文化接触与交流、误解与了解、海洋与陆地、贸易与殖民的种种细节差异。本来要开一门新课，必须呈送学校课程委员会，更要相关院系加签准许，以免误闯人家的研究领域。如果误闯了，就叫“捞过界”（encroachment of territory），要撤回修改后再送，那是层层关卡、扇扇衙门、外行充内行、有理说不清之事。为了节时省事，我用了系内一个**文学研究课程及课号，再加上“中国风与外贸瓷研读”的副题，研究生自会按图索骥，选修到这一门课。上面事件显示出两种情况：**，许多东亚系（或中文系）研究所现设的专业文学课程，已不够应付势不可挡的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书写文本亦不足概括所有意义或含义，如能放在一个较大文化研究层面，便会牵涉到视觉、物质文本，以至历史与思想史；第二，以一个**或接近退休的教授而言，系所现设的课程本来就代表或部分代表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与动向，如另辟新课，那就可能是两种心态，一是自寻烦恼，二是像伍子胥心情，“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庆幸两者都不是，有情众生，烦恼够多了，岂能一寻再觅？倒是日暮途远有点近似学海无涯之意。一个学者或创作者的成就，不在于他的完成，而在于永不穷尽的追寻与发现。一颗活泼的文心，就是不甘心。课程进度表是按照这书完稿后的一部分大纲设计出来的。所谓大部分是指本书原计划下半部谈外贸瓷，结果由于中国风牵涉太广，从17 世纪直落19 世纪，更因19 世纪的中国贸易（ChinaTrade）除了出口茶叶、丝绸、香料、瓷器外，还包括大量中国民俗水彩、粉彩、树胶彩画，这些画作分别绘制在通草纸、宣纸、油布、玻璃上，让中国风从早期故意的误读，转变为向东方学习并认识真正的东方。更令人惊愕的是，除了西方人船坚炮利，以及医学、宗教、教育开启带动中国民智思想与科技知识外，中国人也在艺术绘画上接受了西洋画法的透视法，以及在植物科学基础上要求的鱼禽花鸟科学绘图制作。这种中西文化的紧密互动，让一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我，一时瞠目结舌，兴奋莫名。 于是当机立断，课程上虽然尽量延伸至外贸瓷的民窑特性，以及德国麦森（Meissen）白瓷彩瓷的崛起、欧洲瓷国群雄并列、转印瓷（transferred wares）大量复制，让研究生进入一种宏观的文化影响比较。外贸瓷的衰落，不只代表航运与科技知识的超越，更指向西方瓷器文化艺术的兴起、自给自足，形成每一个欧洲瓷国民族传统的传承。 我本科专业是英美文学，但不知不觉已伸展入中西艺术文化，虽是互相牵连，但由于牵扯太大，开始像一个大学生那般从头学习艺术史，譬如巴洛克（baroque）与洛可可（rococo）本来在欧洲文学也有所涉猎，甚至当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修过一门“巴洛克诗歌研究”（Studies inBaroque Poetry），与17 世纪的中国玄学诗人（metaphysical poets）相互比较，更与美国的汉学家一样，认同唐代诗人李商隐为巴洛克诗人；但在艺术史上如何从华铎（Antoine Watteau）与布欣（FrancoiseBoucher）的画作理解欧洲的中国风风味，以及他们的误读或故意 误导，却是需要阅览群书后形成自己的思维。 家中邮箱又重新变成门庭若市的书店，亚马逊不在话下，遇到许多**的稀本书更不耻下问，在网络二手书店也可买到，但说也奇怪，有些精明书商好像胸有成竹，知道有些书有些人非买不可，价钱一点也不手软，更毫无商洽余地，这些书商有些远在东南亚、印度或英伦等地，邮资不菲，更是费时，但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收到书后那种急于翻阅的喜悦，以及规划日后如何分批阅读应用于书稿，笔墨无法形容于万一。 于是，我开始发觉，寻求知识是我的解忧良药，书写是我的青春秘方。只要**不停止阅读书写，**都是一个汲取知识的青春少年郎。在欧洲漫游时碰到一些手拿地图与背囊年轻人（有时在火车上也会碰到同样的老先生老太太），更有在博物馆专心聆听讲解或观赏的旅者，这些人与年龄无关，我有时觉得，这些人比一些无所事事的中年人或一事无成的伪学者、行政人员更年轻有为。真的，知识就是青春的泉源，也就是我完成《中国风》一书的动力。 2013 年夏天，我和南加大比较文学系同事狄亚士（Roberto Diaz）教授［他同时也在西葡语文学系（Dept.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任教］合开了一门出外游学的“无国籍疑难杂症”（Problems without Passports），有点像“无国籍医生”（doctors without borders）夏天到贫瘠**进行义诊。我们把十二个学生带往香港、澳门，边走边上课，同行还有一位比较文学专业的助教，也是修读我“中国风”课程的学生之一——李安娜，她在台湾出生但却在巴西长大，后又移居纽约，所以会说地道的葡、西、英、汉语，澳门对她来说，比非洲的刚果或莫三鼻给更具文化吸引力。我们除了饱览香港艺术博物馆收藏的19 世纪中国南方通草纸画及油画真迹，还有机会追踪殖民主义**在各地的建筑或街道遗迹，尤其是澳门各大巴洛克或洛可可风格教堂，不只是大三巴的圣保罗大教堂，就连远在路环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小堂（Chapelof Saint Francis Xavier）也深具融西入中的中国风面貌。澳门是保留当年葡萄牙占领时期风貌*完整的一个中国巿镇，回归前饶富中国 南方风味，回归后却摇身一变而成**葡萄牙饮食建筑风光的美丽小镇。有了对中国风的认识，我一步步引导学生在博物馆观赏西方画家留澳作品，包括名重一时的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的油画及素描，还带他们到白鸽巢公园附近一访基督徒墓园，瞻仰钱纳利的墓碑遗址。 如前所云，当机立断之余，把外贸瓷切开，并停止于19 世纪中国向西方输出的“外贸画”（export painting），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以为舍此拾彼，怎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开始对存有仅一百余年的通草纸画产生浓厚兴趣，并稍购集，发觉这类画作竟是一种独特艺术文类（genre），无论内容或技巧都独具一格，传承与创新兼备，许多无名画家都是清末一时俊彦，自成一派，可称“南方画派”，或因东印度公司的大量订购而被拍卖行称为“公司画派”（CompanySchool）。这些资料成为我下一本专著《帆布与通草——19 世纪中国绘画》的蓝本。 在视觉文化研究方面，《中国风——贸易风动·千帆东来》代表《瓷心一片》及《风格定器物》两书后的一个新方向，在文化艺术层面系统探讨西方人如何从误解东方到了解东方，东方人如何从拒绝西方到接受西方。这书也是我从东西文学、宗教、哲学与历史研究一路走来的产品。 2000 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出版《利玛窦入华及其他》，原意不仅是梳理基督文明入华的历史，而是想建立一个“前五四”传统。这方面与李欧梵的见解可谓“莫逆于心”，他对五四研究的层面极广，前推晚清，后入“鸳鸯蝴蝶”，我也一直觉得五四文学运动不应始自1919 年，应该前推向洋务运动、西书中译、鸦片战争，甚至到明末万历年间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利玛窦把宗教真理附会科学真理，从而取得中国君主的信任。这一研究方向一直做到清末小说和中国新小说的兴起，以及西方自然主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理论对鲁迅等人小说的影响。在这一阶段，我的研究又有分歧，由于多年对南中国海沉船海捞瓷与外贸瓷的注意，以及西方海上霸权兴起与贸易，我希望能借文物诠释艺术与历史。也就是说文物的产生，不只是历史事实。它为何产生？牵涉政治、历史、文化、考古、艺术等因素。但又不想单从书写文本入手，想从艺术史的视觉及物质文本来检视中国风这段历史话语。欧洲路易十四天威鼎盛与亚洲康熙皇朝是一个适合的中西交汇点，欧洲三桅炮船自地中海驶出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洋，威逼利诱，到处殖民，正是后来林则徐奏折描述的“此次士密等前来寻衅……无非恃其船坚炮利，以悍济贪”。虽然*初达伽马（Vasco da Gama）打着东来的旗号，只是寻求香料与基督徒。 本书架构分为三面：**面叙述欧洲中国风起源与艺术传承，对东方误解可说是萨依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早发轫；第二面叙说西方开拓贸易同时，借两大古国印度国来认识东方，譬如聚焦东印度公司这个官商团体、英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的礼仪争论；第三面为对中国风末期的认知，讨论西方画家亚历山大、钱纳利及其他画者如何亲身在华体验生活，绘出真正的中国风味作品。18、19 世纪中国画派（Chinese school）的蓬勃兴起，带给西洋人崭新的东方视野，至今在英美两国余波不绝。这三面支架，构成一个完整三角形中国风时尚。 我如此“勇敢”用功学习不懈与书写，原因还有何政广先生多年对我的宠重厚爱，如良马之遇伯乐，让我在艺术世界恣意驰骋，闯出一张系列疆域地图，汗水如血，日行千里，在此深深感谢。政广兄不只细阅文稿，还悉心寻找更多适合图片来配搭文字，锦上添花。如果没有“艺术家出版社”精彩的美工设计与彩色印刷，光是文字阅读，犹如盲人摸象，如石如杵、如瓮如绳，各自不一。只有文字配合图像，方窥全豹。 为什么标题有幡然醒悟四字呢？那是指多年厌恶学院本位主义之余，研究撰写中国风时，幡然醒悟于自己的归属或无从归属。在学院里，如果被认定是一个文学人（大不了是一个文化人），就不是艺术史人、考古史人或历史人。当然这是别人认定，我不在乎，我行我素，我是一个文艺复兴人，一个漂泊者，没有家，四海为家，学术的归宿亦如是。 《中国风》一书完成于先母旧居“逸仙雅居”，那是我精神生活的避风港，没有远山积雪，也没夜昙来访，许多冷寂良夜，清风不来，明月未照，只有一颗炽热的心与檀炉余烬氤香，跃动闪烁。这就是完成这书的许多平静、静穆、寂静无声的夜晚，神游物外，风动帆来，有一点喜悦，一点自豪，一点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