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书籍生产速度远远落后于欧洲】 中国：长期使用雕版印刷技术生产书籍，成本高，速度慢，种类单一，几乎找不到任何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文献。 欧洲：古登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后，不到50年就生产了2000多万本书，现代医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通过书籍迅速传播开来，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奠定了知识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中国敢于质疑古代权威的人远远少于欧洲】 中国：几乎没有人敢质疑古代权威，一切创新都必须遵循古代典籍。 欧洲：质疑古代权威成为一种潮流，伊拉斯谟、布鲁诺等一大批思想家在猛烈地批判古代权威，使欧洲加速进入了科学理性的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中国能够做科学研究的场所远远少于欧洲】 中国：几乎所有重要的科学研究都被政府垄断，能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非常局限，参与人数更是微乎其微。 欧洲：数不胜数的大学、学院、行会、博物馆培育了大量的科学家和工匠，推动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发生。 翻开本书，真正看懂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和工业革命！

《文艺复兴全史》（第四十七节，有删减） 印刷术的命运就展现了中国的技术停滞。这种停滞不仅能在中国观察到，韩国和日本——这些早早认识到印刷术基本原则的**——在技术上同样停留在中世纪的水平。在中国和韩国，都有人试验过活字印刷，在13世纪还出现了金属活字，但是，由于没有人想到印刷机，人们不得不一直从染色的木块上把纸张从背面揭下来。坚持使用木材源自中国人对书法的喜爱，柔软的毛笔让人们可以随意挥洒泼墨。他们逐渐开始使用青铜活字，但仍然没有印刷机。 当时的访客清楚地观察到了中国的“大迟缓”。1602年访问中国的迭戈·潘托亚（Diego Pantoja）写道：“这里能找到许多好东西，但都没有付诸实践。”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原因是，**的目光落在政治和社会局势上。科举制度在明朝后期成为通往高等官职的独木桥，自然只有少数人能够分一杯羹。 欧洲体系肯定不如中国、越南和韩国那么理性，但它更开放。年轻时曾是一名雇佣兵的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官巴塞洛缪·普拉提纳（Bartolomeo Platina，1421—1481）和列奥纳多·布鲁尼在这个**帝国根本没有发展机会。据说布鲁尼之所以能在教皇宫廷得到秘书职位，仅仅因为他手写的教皇口谕比另一个竞争者的更漂亮。如果布鲁尼没有在罗马或佛罗伦萨获得成功，对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还有上百种其他的选择。毕竟意大利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宫廷和城邦，它们都会提供一份薪酬，而且还有丰富多样的大学、学院、修道院、博物馆，以及炼金术士的厨房、讨论圈子和图书馆，它们都反映了拉丁欧洲的政治局势，也持续提供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场所，这样的环境在中国不可能找到。 缺乏资助机会无疑是中国没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欧洲从大量地产中获得了资金，用来资助科学和艺术，这种事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两个**都没有拥有地产的世袭**。所有耗资比较大的研究都由朝廷拍板。朝廷的话语权有多大，在关于哲学问题的争论中就可见一斑。比如朱熹，这位博览群书的“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伟大的儒学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学说先是遭到猛烈抨击，后来又成为治国理念。如今，朱熹已经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直到20世纪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 阻碍创新发展的还有僵化的社会结构。工匠手艺通常是父传子、师传徒。这对创新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因为该制度不利于更专业的新行业的扩张，与欧洲情况相反：例如那些生产精密机械设备，甚至只是螺钉生产和螺纹加工的行业。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自由”劳动，但在中国这个比例顶多只有5％。许多知识只在当地传播，虽然在田间流传的手册也传授了农业知识，并宣传甜瓜、甘蔗、棉花和其他水果的种植方法。明代后期的书籍产量有所增加，然而，每年不到50册的增量还是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学术文献。1637年出版的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是专为业余爱好者或朝臣的消遣所著，而不是为了向大众传播技术。在这种情况下，书籍媒介尽管有各种缺陷还是能够发挥影响，而且识字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在欧洲导致翻天覆地变革的消息在中国不存在。中国大型图书馆中只有少数对广大受众开放，头一个公共图书馆直到1905年才建立。 古代科学的小规模复兴背后通常是**政府的推动。天文学和历史学的核心都在各自的官方场地内，一般是宫廷的官僚机构，还有少数几所书院。想找到一本批判性的史书简直是白费力气，没有哪本史册能考虑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中断。在中国参与科学讨论的人数微乎其微，这与欧洲不同，与伊斯兰的堡垒类似——不仅是从**规模来衡量。书院刚开始是文人和官员会面和交谈的地方，也是保存知识的地方，直到18世纪末一直在**监督下运行。书院重要的功能是为僵化的科举考试提供了培训的场所. 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被困住”的状态。16世纪，明朝博学多识的大臣提出，皇帝要尊重某些仪式的自然秩序，这只是迈向君主立宪制的一小步。城镇自治只是口号而已，村庄只有在**的“仪式保护伞”下，才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与其他非欧洲文化一样，宗族间铁链般的纽带阻碍了社会流动，直到明末才能观察到更多的流动性。然而，与欧洲以外的其他**一样，这里也没有形成资产**社会。如果说实现工业化的突破需要先进的机械技术，那么它直到18世纪在中国都无处可寻，在东南亚、日本、俄罗斯或非洲也一样。向欧洲人学习本来可以让中国实现“巨大的飞跃”。但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尝试。 中国对待外国人以及当时已经非常可观的“西方奇迹”一直非常保守，其中有一个原因，这种态度同样出现在日本：**位置的傲慢，以及错误地认为自己不需要周围世界，因为自己远比周边优越，就像太阳凌驾于月亮之上。此外，中国和其他亚洲**一直缺乏探路者。对于东亚的商人来说——除了商人还有谁能为文化交流铺平道路？——在白银盛行的时期之前，欧洲除了木材、毛皮和奴隶，什么也没有提供过。 相应地，云游西方的人也寥寥可数。一群年轻的日本人曾经在1584—1586年巡游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不久之后，一个波斯使团在1599年前往拉丁欧洲。一位随行人员在呈送阿拔斯一世的报告中描绘了一个在东方难得一见的欧洲，他讲述了佛罗伦萨、马德里和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阿兰胡埃斯花园。直到此时，波斯只有这份报告和其他少数作品，而拉丁欧洲的文献可以装满整个图书馆。长期以来，欧洲的地理学家已经绘制出整个地球的形状。根据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1512—1594）的方法，人们可以将地球投射到圆柱体上。单在1472—1500年制作的地球仪和地图就多达5.6万件，至16世纪时甚至达到数百万。 与之相反，曾经充满好奇的中国将自己封闭在狭隘的知识体系中，对世界尤其是“远西”的想法非常独特。中国学者知道非洲的三角形形状，明朝的一张地图上还把德国标记为“阿鲁曼尼亚”。但中国学者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而中国“伟大的探险家”、号“霞客”的徐弘祖（1586—1641）曾经深入游览中国各地，却从未越过边界。一些中国人直到19世纪还认为，所有的知识，甚至欧洲的知识都起源于中国。亲历“西方”，并以中国人自己的视角所写出的头一份真实报道，可能来自林鍼的《西海纪游草》，他于1847年从厦门启程前往纽约，在美国待了一年半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对西方技术的了解让他热切提笔，用抒情的语言记录所见所闻。“技夺天工灵活，集版印书，以及舟、车、舂、织、锤、铸等工，均用火烟轮，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他叹服道，“应心得手，创一技便可成名。其俗不尚虚文，凡人能创一艺，足以利世，特加奖赏。”

导论 一、从开端到千年之交 二、可能性的扩展：公元1000—1400年 三、可能性的实现：公元1400—1600年 四、展望：“西方”与其它 附录